兩種人生、一樣的鄉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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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隨國府撤退到台灣的外省兵、和流落大陸的台籍國軍軍醫,走了完全不同的兩條人生道路;但是煎熬他們的鄉愁,卻沒有不同。這些都是潘彩雲女士家族故事的一部分。


文/潘彩雲口述、汪琪整理
圖/潘彩雲提供

家族故事

記得我們的家譜是這樣寫的,我們是跟著鄭成功過來台灣的;在鄭成功台南一個寺廟的紀念館裡有寫。我們姓潘的祖先是武將,這名武將在一場戰役中戰到失了兵器,力竭而亡,武將的兒子卻被誣陷,因此以後我們姓潘的這一家人就流落民間,落籍美濃(很小的時候聽說要去美濃謁祖,所以知道),而我們是分出來的一支。就因為曾經被誣陷,所以祖先明訓不允許姓潘的後世子孫出仕──就是不准當官、 只准耕讀。

我的曾祖父在日本時代是保正,保正就是鎮長的意思,可能那時候我們就家大業大了;以前人家講說,從東勢客運下車的地方,所到之處都是我們姓潘的土地;田地、山地都多。房子就按照閩南式的,兩落、三落這樣建;主房是燕尾房,屋簷可以翹起來,表示主人有一定的身分。我們家一直到了三七五減租以後,失去了十分之七的土地,才開始沒落。

因為日本統治時期,規定台灣人只能當醫生或老師,所以我們家全部都出老師或醫師。我祖父這邊全部當老師;我祖父就是被曾祖父送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去念書的。那時候去日本念大學,家裡要付得起學費(那個時候好像也有考試),我聽說就是因為我祖父和外祖父是同學,才會變成兒女親家;然後回來的時候就開始在日本的學校裡面當老師。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我祖父跟外祖父他們真的很辛苦;因為我祖父、連我父親母親都講日文(所以我對日文那麼有興趣),國語對他們來說真是很大的挑戰。學國語他們那個時候叫作講習;一直去講習、講習。他們的教育程度雖然很高,但還是被派到國民小學當校長,因為他們沒有國語的基礎。他們可能學習能力很強吧,到最後我覺得他們的國語還是可以的;老實講我從上初中開始,好多老師都是外省老師,包括國文老師和歷史老師,他們講課也帶著大陸各省的口音,今天這個是來自四川的,明天那個是來自山東的,真的我都聽不懂;不是說哪一種口音我們聽久了就聽得懂。所以對於我們來講,學習上會有一點障礙。

日本在打仗的時候其實台灣人很辛苦,因為所有的物資都要支援前線。我媽是這樣講的,她說那時候我外婆生我小舅(我小舅跟我只差三歲)、和我阿姨生我表姐的時候都沒有肉賣,如果私宰被抓到,日本人罰很重。他們用配給的,你家有孕婦、產婦,或者是病人,他准你從日本人那裡買幾兩肉。那時候我外公被派在高雄日本的公務部門工作,他聽說小舅要出生了,就特別在高雄港買了很多進口的牛肉乾、還有一些什麼肉鬆之類的,那些都是日本人不准許的,但是在港口有這種東西可以偷買;拿得到就是你的本事,所以我外婆還滿高興的,她生我小舅好像也沒有很困難。但是我媽每一次要去買豬肉的時候,豬販就會告訴她,妳家今天只能買幾兩肉。

我外公姓江,堂舅表舅大多是老師、校長,也有醫生;包括後來在榮總任職的醫師和師大美術系主任,據說這是因為江家的祠堂面對筆架山之故。媽媽進當地的小學、一直到女高畢業她要嫁我爸的時候,全部都是受日本教育。我不清楚是否有錢才可以進學校,但鄉下人不是家裡有一點點錢,是不可能給你唸書的,像我阿姨。我外祖父生了滿多個小孩,四、五個舅舅,而我二舅就跟我伯父一樣,是日本海軍,被派到日本,然後在南洋輾轉就走了:船碰到水雷爆炸、沉了,船上的軍官士兵全部陣亡,舅舅連屍骨都沒有找回來。

中日開戰,在台灣的日本軍隊沒有像在中國大陸的惡形惡狀,是賞罰分明的,所以那一代的台灣人會懷念日本政府、討厭國民政府,不是他們願意作順民,是因為國民政府的軍隊紀律沒有那麼嚴格。日據時代老百姓晚上不用關門,也沒有什麼盜賊,因為賊被抓到,聽說會遭受很嚴重的處罰。所以偷雞摸狗有,壞蛋、土匪就比較少一點。我的堂嬸今年快要九十歲了,我去探望她的時候,我跟她講日文,暢通無阻,國語她卻忘得一乾二淨,所以是大環境使然。中日兩國那時工業化的程度如何我們不能講,但是小老百姓之間的那種感情,我覺得是有的。

在日據時代,台灣人像我舅舅他們都是日本名字,在家裡可以講閩南語,只是學校必須要講日語,就像後來國民政府也是要求在學校講國語、不准說台語,台語是方言,說方言要罰。日本人倒是對宗教打壓得很厲害,他們有神社、不喜歡寺廟,但祭祖可以,不會不讓我們祭祖。

日本統治到最後都是很可憐的,因為對中國宣戰,需要很多的物資,日本本土把所有的物資往那邊送,台灣因為是殖民地,也是把所有的物資都向那邊送,所以他們要實施配給制度。但是他很人性化,像有產婦他就配多少兩的肉,他也要人民能夠順從、當順民, 聽他們的話,不要有什麼意見,我可以讓你有平安日子過。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反對日本,每一個年代都有,像反共產黨的啦,反民進黨、反國民黨,反什麼黨,都有這種人存在。所以大體上來說,他們在那個時代是平安過日子,是安定的,但是到那八年(抗戰),就是越到後來越辛苦就對了。

年夜飯的客人和我的伯父

曾經一個我的病人跟我講,國民政府的軍人從基隆港一下船,那個樣子簡直是不能看、慘不忍睹,穿著草鞋揹著鍋碗瓢盆,真的是衣衫襤褸,跟日本那些軍官比──不要說軍官,就是士兵,簡直就是王子比乞丐。他們的素質也不好,我聽上一輩的人講,國民政府軍來這邊,毫無紀律; 就是強取豪奪、畫地為王;這是我的、那是我的。但是他們也有很可憐的, 就是沒有軍籍的人──他們被強拉來當兵,有的只有十幾、還不到二十歲, 他們在國民政府得不到任何東西,而又學不會去搶人家的, 到最後就只能在鄉下的寺廟借住、或是蓋一間矮房安身、或者是學校裡面寄宿。

小時候有一年,我祖父叫我祖母年夜飯多煮一點,可能要請五六個阿兵哥來家裡吃飯。阿兵哥們會做饅頭,有時候會問我們要不要吃饅頭,台灣人沒吃過饅頭,也很稀罕,所以祖母也很感恩,就答應說讓他們來家裡吃年夜飯。那年除夕他們到家裡來的時候,一進我家門,看到家裡的擺設,是準備要過年的樣子,當場就有嚎啕大哭的, 然後就罵蔣中正,「騙我們過來, 說要帶我們回去,也沒帶我們回去。」只能望著台灣海峽的那一邊祭拜祖先。那一頓年夜飯吃得很傷感,有的人一面吃一面掉眼淚,有的是忍不住嚎啕大哭。我們小,那時候聽起來不覺得怎樣,後來回想起來,覺得也很心酸,因為我的一位伯父有類似的遭遇。

這位伯父年輕時非常優秀,被日本人送到日本學醫;後來戰況吃緊,還沒有畢業他就被召回台灣,入伍當了軍醫、並且被派到山東去(編按:潘先生晚輩的印象裡,他是隨日軍去山東的,但根據他自己寫的履歷,他是隨國軍去的),不料去大陸沒多久,日本戰敗,他就再也沒有能夠回到台灣。堂妹告訴我,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伯父在中國大陸被下放到偏鄉的學校當工友;因為他是工友,所以過年的時候別人全都回家去了,他卻不能回去、必須留守。又因為他被中共認為是間諜,所以被下放到很鄉下的地方。 一年除夕我伯母帶著菜,和兩三個孩子去看他(聽堂妹講到這裡的時候,我也哭了…)。伯父不知道伯母和孩子會去看他,她們到了學校沒見到人,最後才在附近一棵大樹下找到伯父,他淚流滿面,獨自一人在樹下吹著口琴,一首叫「想念我的故鄉台灣」的曲子。

他沒有辦法,他不能回去,一直到生命的盡頭。

我覺得這個時代真的是…. 我不會講,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真的受很多的苦難、也很無奈;戰爭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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