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連結】「當大地主遇上三七五減租」: 土地改革、日治時代的漢學教育與盟軍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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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昱佑

土地改革

1949年,有鑑於大陸地區土地問題與共產勢力發展的關係,撤退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施行土地改革,對台灣土地所有權情況造成翻天覆地的衝擊。1945年的戰後初期,台灣農地有高達41%的佃耕地,且地主與佃農之間貧富懸殊,部分地租高達年穫量50-70%1 ,極不合理。之所以造成這樣的現象,與台灣早期作為移墾社會息息相關。

早在鄭氏政權時代,除了接收荷治王田改為官田、派軍隊屯墾營盤田外,和鄭氏一家交好的文武官吏、士庶之強更可自招佃農開墾,是為「文武官田」,成為台灣最早的一批地主2。到了清代,在大量中國移民移墾之下,產生一田多主的「大小租制」,即使日治時期,殖民者藉由以公債補償大租戶權益的方式來廢除大小租制3,也只是使台灣土地制度簡單化,並未根本消除土地分配嚴重不均的現象。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陸續於1949、1951與1953年頒布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政策,以避免土地分配不均再次形成共產勢力發展「溫床」,也呼應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前二者使得地主收租的比例遭受限制,佃農也多了領取公有地的選項,但並未衝擊地主土地所有權。關鍵是最後一道政策規定了地主(包括純地主和地主兼自耕農)只得保留其出租耕地3甲,政府則以實物土地債券七成與公營事業(台灣水泥公司、台灣紙業公司、台灣農林公司和台灣工礦公司四家)股票三成補償4。學者許介鱗認為,當時許多地主尚不了解現代工商業的經營方式,將所獲得的股權又廉價售出,使土地改革最終對地主階級帶來巨大的衝擊5 。

日治時代的漢學教育

1895年日本開始殖民台灣以來,便將教育島民以達成對台「文明開化」視為使命,其中日語文的教育便成為至關重要的一環,同年便成立了「芝山巖學堂」。其後的同化政策與皇民化政策,更使日語文教育不僅僅是「文明開化」的手段,更得為改造台人認同而服務。既然欲改變台人認同,除了推廣日文教育外,廢除漢文教育也是重要的工作項目。

一開始台人並不願意將子女送至日人興辦的公學校,傳統的漢學教育仍然具有相當的競爭力,另外初抵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在教育方面的預算也十分有限。為了解決上述兩困境,殖民者決定向傳統漢學私塾「妥協」並予以利用,那便是吸收傳統私塾加以改造,除了要求加授日語課程之外,原有的漢文課本必須使用當局頒發的《大日本史略》、《教育勅語》等漢譯本,而部分的公學校也加開漢語課與傳統私塾競爭。這樣的情況一直至1941年才完全終止6 。

盟軍轟炸

在二戰時砲彈擦身而過的歷史經歷,與現今為人所熟知「戰爭攻擊應只針對軍事目標」的國際規範格格不入,這是由於這樣的規範直至1949年的《日內瓦四公約》方成熟,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慘痛教訓的結果7 。

台灣自1938年始,空中便已出現盟軍的飛機,不過大多為偵查目的,頂多進行局部轟炸,用以威嚇日本當局。但至1944年10月以降,美軍為了支援菲律賓方面的作戰,將台灣本島納入太平洋戰爭的戰略當中,針對機場、港口等軍事目標展開大規模的空襲,至1945年後更對城市中的各項經濟、公共設施進行轟炸,以達破壞日本發展總體戰的目的8 ,此後日本殖民當局在易受轟炸區推廣設置防空壕、防空洞等設施9 ,所以蘇家才有美軍特別愛打煙囪、以及空襲警報一響就躲防空洞的歷史記憶。


注解

  1. 于宗先、王金利,《台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台北:聯經,2001)頁72-73。
  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3。
  3. 黃富山,〈大小租制〉,2009年9月24日,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040,擷取時間:20220908。
  4. 于宗先、王金利,《台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頁74。
  5.  鄭懿瀛,〈耕者有其田〉,文化部老照片說故事產業建設老照片,https://cna.moc.gov.tw/home/zh-tw/industry/36335,擷取時間:20220908。
  6. 王順隆,〈台湾の植民地時代における「漢文教育」の時代的意義〉,《文学部紀要》12卷2號(埼玉,1999),頁47 – 62。
  7. 邱伯浩、張原萱,〈認識武裝衝突法系列.系列一武裝衝突法基本原則〉,台北:《青年日報》,2006年1月17日第6版。
  8.  總體戰(total war),由德國軍事將領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提出,是現代戰爭重要的特色,其係指一個國家動員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摧毀另外一個國家參與戰爭能力的軍事衝突型態。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Taiwan shi yan jiu》Vol.4 (1)(台北,1999),頁149-196。
  9. 戴寶村,〈B29與媽祖: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臺北:2004.11),頁253-256。

延伸閱讀

一、專書

于宗先、王金利,《台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台北:聯經,2001。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 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二、論文

王順隆,〈台湾の植民地時代における「漢文教育」の時代的意義〉,《文学部紀要》12卷2號(埼玉,1999)。(線上資源:https://ssur.cc/rP3uNmdaM )

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Taiwan shi yan jiu》Vol.4 (1)(台北,1999)。

戴寶村,〈B29與媽祖: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臺北:2004.11)。

邱伯浩、張原萱,〈認識武裝衝突法系列.系列一武裝衝突法基本原則〉,台北:《青年日報》,2006年1月17日第6版。

三、線上資源

黃富山,〈大小租制〉,2009年9月24日,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040。

鄭懿瀛,〈耕者有其田〉,文化部老照片說故事產業建設老照片,https://cna.moc.gov.tw/home/zh-tw/industry/3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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