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派令與抗戰期間的能源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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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942年中國農民銀行總管理處調派孫炳炎先生轉任「運中煉油廠」廠長的通知書。
圖一 1942年中國農民銀行總管理處調派孫炳炎先生轉任「運中煉油廠」經理的通知書。

文/李權升 圖/孫毅弘提供

圖一顯示的,是抗戰後期,中國農民銀行發給該行一位課長的派令,調他去擔任一家煉油廠的經理。銀行的課長,好端端的為什麼被派去管煉油廠?

事實上,這一紙派令透露了兩件抗戰歷史中不常被討論的議題:農民銀行在當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抗戰後期中國戰區的能源危機。

1942年9月2號,也是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的第二年,在中國農民銀行總務處擔任第三課課長的孫炳炎收到派令,通知他到300多公里外,位在涪陵的運中煉油廠擔任經理,月薪300元。

圖二 孫炳炎先生,1939年攝於重慶。
圖二 孫炳炎先生,1939年攝於重慶。

從此之後,孫炳炎開始了在重慶與涪陵之間來回奔波,每周只能回家一次的日子。但是對這位出身書香世家,曾經就讀上海大學以及日本明治大學的年輕人來說,真正艱鉅的挑戰與壓力來自兼顧戰時各界──尤其是軍方──對油料和能源的急迫需求,以及煉油廠本身的營運與發展。

抗戰時期,為了穩定後方民心、軍情,各項物資的分配與補給可說是國府的一大難題,尤其燃油不僅為民生必需品,更牽涉到軍事、交通運輸等多個層面。因此行政院在1938年4月於重慶成立了「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負責戰爭時期油料的購買、儲藏、運輸與分配。

在1940年中以前,液委會的重心放在控管石油進口上。然而到了1940年中以後,受到國際戰局的影響,滇越方向與滇緬公路的石油運輸管道相繼中斷,尤其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石油進口甚至已經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四川桐油本來是中國出口的大宗貨物,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國府除了積極開採國內油礦外,也嘗試發展各種替代能源,「運中煉油廠」,便是當時為了發展植物油提煉代汽油而設立的。這情況可以非常清楚地由圖三、四所顯示的,孫先生所保留的公文與單據上看出當時軍方需「油」孔亟的情況。

圖三、圖四 1944年3月底至4月初,第三戰區及魯蘇戰區為了前線車輛運輸所需,向運中煉油廠申請調撥植物汽油
圖三、圖四 1944年3月底至4月初,第三戰區及魯蘇戰區為了前線車輛運輸所需,向運中煉油廠申請調撥植物汽油

植物油或許有助於度過戰時缺油的難關,但囿於技術、人力與原料成本遠遠高於生產酒精,抗戰後期國府不再鼓勵投資植物煉油,而將重心放置在酒精增產。但整體而言,國府的能源危機一直持續到1945年,中印油管開通後,才算是真正解除。1

圖五 1944年4月19日,原先由第三戰區委託宏豐公司向運中煉油廠代訂的2.5萬加侖植物汽油,因故退訂1萬加侖後,隔天運中煉油廠也將代墊款項退還給宏豐公司。
圖五 1944年4月19日,原先由第三戰區委託宏豐公司向運中煉油廠代訂的2.5萬加侖植物汽油,因故退訂1萬加侖後,隔天運中煉油廠也將代墊款項退還給宏豐公司。

除了運中煉油廠所透露的戰時能源危機,孫炳炎先生的派令也牽連出中國農民銀行在抗戰時期的角色。

在台灣,年長的一輩多數知道什麼是「耕者有其田」和「三七五減租」,但是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並非國民政府第一次推行土地改革。事實上,第一次土地改革並不成功,而負責推動這次土地改革的,就是中國農民銀行。

圖六至圖八 孫炳炎先生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的行員證
圖六至圖八 孫炳炎先生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的職員證。

中國農民銀行的前身是1933年所成立的「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隨著國軍在第五次剿共戰爭中取得勝利,該行負責的業務範圍也拓展到全國各地,1935年,四省農民銀行更名為「中國農民銀行」。

抗戰時期,國府為了穩定經濟,在1937年8月由財政部會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間銀行,共同成立「四行聯合辦事總處」,主要負責穩定戰時金融市場、處理資金調撥、聯合貸款與發行紙鈔等各種事宜。由於這期間打著「農民革命」旗號、號召土地改革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逐漸形成一定的壓力,當時兼任聯合辦事總處主席的蔣介石,於是在1940年指示農民銀行推動土地改革。但是受限於戰時的特殊環境,這次嘗試在人手不足、機構不完善,以及資金缺乏的情況下,實施範圍與成效都相當有限,也未能有效將土改業務拓展至全國各地。然而這些在小地域實施的試驗政策,仍成為日後國府在台成功推動土地改革的重要借鏡。2

1942年間,抗日戰區逐漸擴大。為有效鞏固大後方的金融網,四聯總處決定重新規劃、調整四間銀行各自負責的主要業務,其中有關農貸的各類業務,以及輔導各省縣成立合作金庫的任務,都交付農民銀行辦理。除此之外,農民銀行創立以來,也參與包括新聞業、煤礦業、紡織業等各項投資。針對這些投資,農民銀行往往會派遣銀行高層負責主導該項企業的營運。孫炳炎先生就是在此脈絡下,於1942年9月被派往四川涪陵「運中煉油廠」擔任經理,負責督導該廠桐油生產、調撥等工作。3

圖九及圖十 抗戰時期由重慶防空司令部所核發的防空通行證
圖九及圖十 抗戰時期由重慶防空司令部所核發的防空通行證

對日抗戰結束後,農民銀行配合政府政策訂定復員計畫,在各地設立分行,並持續推動農業貸款,恢復地方農業,孫炳炎先生也被派往安徽蕪湖分行協助復員事宜。但隨著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利,1949年12月農民銀行輾轉來台。來台後先生投身教育,培育工商管理人才,是中興大學企管系的創辦人之一,貢獻台灣經濟發展。4他設立的清寒獎學金基金,長年提攜優秀清寒學生,直到今天。


注解

1 梁坤,〈國民政府戰時液體燃料統制研究(1937-1945)〉(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2 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台北:中國農民銀行,1983),頁75-93。石攀峰,〈抗戰時期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活動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4(廣州,2015年),頁12-17

3 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頁110-116

4 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頁94-118。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頁1-11


參考書目

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

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台北:中國農民銀行,1983。

石攀峰,〈抗戰時期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活動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4(廣州,2015年),頁12-17。

梁坤,〈國民政府戰時液體燃料統制研究(1937-1945)〉,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