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行軍:火車疊羅漢、米糧運到光和毒水喝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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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唐振洪先生接受訪問(顏士清攝)。
圖一 唐振洪先生接受訪問(顏士清攝)。

文/唐振洪口述,孫曼蘋、顏士清採訪/整理
圖/顏士清、花蓮松園故事館

我是湖南澧縣人,家裡是三兄弟、三姐妹,我是老三,上面一個哥哥、一個姊姊。

民國26年日本大舉侵華,在中國軍力日漸不支的情況下,政府開始徵兵。當時規定「家有五子出一雙」、「家有三子出一個」,在蔣委員長治理下的地區,一律施行這樣的徵兵制度。但因為人口眾多,這樣的徵兵制度,並不是一次性徵集,而是採抽籤的方式要人。好比一個地區有十家人,各有五子,就先抽籤定下序號,等上頭要人時,按照需要人數依數應徵。

抗戰時由於中國與日本軍力相差懸殊,武器裝備不足,所以上戰場的人死去的很多。隨著戰事發展,政府由沿海往內陸撤退,最後到了重慶。同時,日本又組織傀儡政府,扶持汪精衛,佔據一大部分地方。

日軍進軍重慶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廣西、貴州打到四川;一條是從湖南的西部打進去。原本還有第三條,從長江走水路,但因為打不進去,只好往南走這兩條,打到離貴陽120公里的地方。

由於當時聽說前線死的人太多,所以逃兵也多,就我湖南那一村,前面明明還有兩三個沒徵,但都躲到山裡去了。徵不到人,保甲只好用抓的。當年抓兵有兩種,一種是帶著武裝的鄉丁,背著槍、在村子裡四處看,一不小心被抓到,就直接押送到鄉公所,之後再轉到補充團。那時候,湖南澧縣各地有師管區,下面有團,像我當時在的湖南澧縣師管區下有三個團,專門接管自鄉公所抓來的丁,把他們編制成班。所以不管是自願、被抓還是「過買」,也就是有些不怕死收錢頂替人來當兵的都有,可見當時兵役的混亂;這時已經抗戰四年了,政府是不得已。

我是在民國31年陰曆11月30日進入軍隊。我事先就跟保長講,家裡哥哥已經成家,有姪女、姪兒,若要徵兵就是我去,家裡交給我哥。我也跟家裡講好,在家種田我也不會,當兵的事如果跑不了就我去。但那時徵兵已經亂得沒有辦法可以講,所以我哥哥還是被抓到鄉公所去了,家人、嫂嫂一聽說馬上急著找我,我說我去。

那時候鄉下沒有書讀,我11歲才發蒙(啟蒙),讀了不到3個月,老師就說這個孩子不會讀書,學校就不要我了。我一直到15歲時,鄉下臨時成立了許多學校,開發教育,為抗戰而消除文盲,我才開始讀書。徵兵時剛好我六年級畢業,我小學讀了四年,初年級的課讀的稀里嘩啦,真正讀書是後面兩年。

在學校裡的最後一堂課,校長在童子軍課裡就給我寫了張簡單的志願書,讓只有18歲(還未滿國家規定的20歲入伍年齡)、志願代替哥哥入伍的我去報到,把被關押在碉堡的哥哥換出來。我跟哥哥隔著一個碉堡小洞,我在外面,他在裡面,看到彼此的臉,我就只說:「哥哥,我代你去,你放心!」我們兩個從此就再沒講過話,而當時難過得沒有辦法再講,也就只講了這一句。

我在師管區的團裡,待了一個月,等部隊人數到齊(一個團有1000多人),才從湖南走路到昆明,再搭飛機到緬甸臘戌。

當時團長奉命要補充的是第二軍,這一軍其中一部分已經在緬甸作戰,而我們在慈利,還不知道軍隊何時走。過年前一天,我接到命令要去澧縣運米,運米時遇到下大雪,我們鄉下人只有布鞋,打溼了就沒辦法穿,只能打赤腳。從慈利縣走120多公里、中間還要經過一個石門縣。但當我們到澧縣時,上頭卻又叫我們不用運米回去了,因為部隊奉命要出發了。所以在民國32年元月初二,我們就直接從澧縣出發南下。後來才聽說,在元月初一那一天,父親帶了棉被趕到慈利找我,他不知道我去運糧,部隊又告訴他我們要從澧縣出發,他只好帶著被子回去。那次我們父子沒有見到面,我就這樣出來了。我知道父親來看我這件事已經是幾個月後了。

我們從湖南西部經過長沙、廣西、貴州、雲南,再搭飛機到臘戌。當時我們並不是空手走,第一,工兵團要帶炸藥,我們也各自要帶500發子彈一箱。因為彈藥一箱箱的不好帶,只能用棕樹去搓繩子綁彈藥,方便兩個人抬著走,行至長沙株洲改坐火車,這時候大家都還沒有甚麼問題。但上火車後才發現,火車是敞開的、沒有棚,一個連一百多人才分到一個車廂,怎麼坐?大家只好互相疊著,一層層疊上去坐。當時還下大雨,車頂沒有棚,我們也沒有雨衣,這樣一連坐三天三夜,到廣西金城江下火車時,幾十個人已經僵住不會動了。還好每個人都發了棉衣棉褲,還不至於被冷到。

我們從金城江一路走到貴陽,這一段苦到什麼樣子?吃飯,米不夠。帶的米有三分之一是穀子;從我家的澧縣搬運東西走路到長沙時,尤其到臨澧縣這一帶,天天下雨,我們挑米,米袋製作粗糙,一袋米四、五公斤背在肩上,行進中米會向前後兩邊移動,米袋四周縫線就會張開,米粒就都漏掉了。又或是兩包米用繩子從中間綑起來,用人力挑抬,米粒也會向下、或四周垂漏。米漏掉了不會補,那天在臨澧,下雨挑米,我摔了十幾次跤,打著赤腳,走走就是一滑,又摔一跤,米袋子弄得一塌糊塗,到天黑時已經沒有什麼米,都漏光了嘛,米沒了,上頭不會補給你,也沒辦法補給你。

從湖南到貴州貴陽,這一路我三個半月沒洗澡、換衣服,滿身都是蝨子,就沿路抓。我們155個人出發,途中有少數人跑掉、大部分都病死了,到了貴陽只剩51個。到了廣西,即使口渴也千萬不能喝生水,喝下去隔天喉嚨就會感覺很奇怪,一發紅腫起來就不能講話,就沒氣、就憋死了,當時喝這水就死了好多人。 

所以今天一提到日本人,我心裡是淌血的。在湖南,他們對湖南人做了些什麼事?我簡單舉個例子,在湘潭時,村莊裡的女人差不多都被強姦過了。有個太太就跟丈夫說,我不要命了,反正我已經被侮辱成這個樣子了,跟著你已經沒意思;她想了個辦法,她家房子很大,日本人住了一個班,一個一個到她那裡去,一去四、五個,日本人喜歡集體強姦,結果她留下遺書,一天殺掉了五個日本人,之後再自己自殺。抗戰勝利之後,這篇遺書被編進一本講述日本在中國殘暴作為的書裡。

到貴陽後我也病倒了,我知道我不行了,就跟班長說我要逃亡,班長自己也身患重病,覺得大家也活不過幾天,便放我走了。因此我和另兩人就潛逃,之後我進到空軍防空學校,一直待到退伍。之所以逃亡後又跑回軍隊,是因為出來後大夥兒經過討論,其中一個之前在越南打仗,打完回到家鄉,又被抓丁到貴陽,來來回回折騰到受不了,所以他就離開,而我跟另一個剛好遇到防校的軍官,他說要帶我們去看看,我們便又進去了。

我們參加的防校,在貴陽是很出名的,當時它總管消極防空、積極防空,隸屬防空委員會,不隸屬軍政部下轄的六軍,因為空軍成立較晚,所以叫做航空委員會,後來再成立防砲部隊,所以又再叫做防空委員會,後再經整編、才完全歸國防部。

防校在當時來講,對付日本空軍,一靠飛機、一靠高射砲,飛機就靠空軍官校、航空委員會,防砲則統轄全國軍防、民防,權限很廣,防校因此很有名。

防空部隊初成立時,並沒有哪個國家來幫忙,只是向國外買高射砲,其中最早的高射炮先從德國、俄國買入,當時有德國顧問、俄國顧問短期授課,教完就走了。

我到防校時,所有老師都已經是中國人。防校之所以在貴陽,是因為原本在浙江的空軍官校,隨著政府一路遷到重慶,為了分散風險,防校便建在離重慶較遠的貴陽,勝利之後再遷到北平(即今北京)。過去防校多在東南、西南,北方較少,勝利後遷往北方,當然是和蘇聯及國共關係有關。為加重北方防空,民國36年開始,防校經三、四個月搬到了北平。

但是沒有想到,國共關係變化很快,所以防校在民國37年又快速遷往台灣。對委員長來說,軍事院校是國家的根,如果根沒了就甚麼都沒了,所以所有軍校一律在民國37年底前遷往台灣。當時所有武力都擺在台灣,對日後台灣國際地位產生重要影響,我覺得政府這步棋走得很對。

防校為什麼來台灣後要設在花蓮?當時大家來到台灣,研究台灣防空問題,認為若台灣有問題,一定會先發生在東部,於是便把防校擺在花蓮。所以其他學校,如兵工學校、化學兵學校、測量學校都來過花蓮,後來才因為花蓮容納量、需求不同而搬走,唯獨留下防空學校。

在防校之外,我還因為職務輪調,空軍總部、官校、松山機場檢查組、空軍機校、空軍通校都待過。我的經歷早期稱為行伍,就是沒有受基礎訓練的兵。在軍隊裡我從二等兵、士官再到中校。早期我修防砲,後來轉為政戰。所以我沒有直接打過仗,當時我在遠征軍的訓練班報名了,但是沒有受訓。就我個人來講,沒有真正參加作戰,我還有點難過。但也因為陰錯陽差,我就待在防校從事教育,被人們稱為唐排副,待到退伍。

至於沒上戰場,是因為之前說過我因為開小差跑掉,後來到防校吐血、拉痢疾,還好遇到同是湖南老鄉的連長,看我滿身蝨子、又瘦,四肢抽搐,估計活不久了,但看在老鄉的份上還是收了我。記得我一直發燒、四肢發抖,講話講不清楚,到感覺快死的時候,我跟個江西同事說,請他幫忙,我死的時候把我埋深點,找個牌子將我的名字寫清晰些,之後再寫信給我父親請他來收屍。後來到醫護所,醫官給我開了藥,沒想到吃了三天竟然好了。後來,再過兩三個禮拜,我又因小感冒再去拿藥,裏頭的醫官還訝異我怎麼還沒有死。於是之後又找我去兩三次,研究我為什麼沒死,後來才發現是給我開了奎寧丸,而到今天那邊治這病的,還在用這種藥。

圖二 花蓮松園故事館曾經在2019年展出過唐振洪先生的空軍歲月文物展,圖為展覽時特別製作的宣傳海報(花蓮松園故事館提供)。
圖二 花蓮松園故事館曾經在2019年展出過唐振洪先生的空軍歲月文物展,圖為展覽時特別製作的宣傳海報(花蓮松園故事館提供)。

對我來說,我「死」過兩次,第一次是有個人說我死在貴州,因為行軍過河時,我媽給我買的傘掉在河邊,人們看到,認為我掉進去河裡死了,於是便幫我做了個道場。第二次是共產黨來我家找我,說要找曾經抗戰出去的人,因為我出去了,共產黨便找到家裡來。我跟家人說,對外說我死了,隨後便與家裏斷了聯絡。之後我媽請算命的算,算了九次都說我死了,我媽便又幫我做了次道場,現在想想真是個笑話。

講到打仗,想到都覺得慘烈。記得當年運送傷兵,在貴州黔溪縣時,早上出門看都沒人,一到下午滿街都是湧進來的傷兵。當時民國33年貴陽吃緊,防校就遷到黔溪縣。竇山(應為今竇官村)是面對日軍的前線,傷亡慘重的情景令我印象深刻。

另外,像我們從北平撤退時,防空學校的一個團必須沿著一條溝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這時還怎麼顧及男女間的非分之想,都是你拉著我,我拉著你互相照顧,這樣依著。

後來到了上海,整整一個月都在等在南京開會的校長給我們要不要去台灣的消息,得到命令後才搭登陸艇從花蓮上岸。記得當時船上人所累積的屎尿之厚,深及腳踝,至今記憶深刻。

這樣與家人分離的生活,直到民國77年回去探親,才又看到哥哥姊姊。那時父母已經逝去,見到哥哥嫂嫂時,我視長兄如父,跪下與哥哥擁抱許久。當時哥哥身體也不好,見面後一個月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