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連結】爸爸的日本歌和媽媽的1.25元身價: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制度和中國的台灣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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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937年的上海外灘;來自台灣的商人吳金塗曾經在黃埔灘路開設東亞海運株式會社(註4)(圖片取自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Archive - shorturl.at/BSX12)。
圖一 1937年的上海外灘;來自台灣的商人吳金塗曾經在黃埔灘路開設東亞海運株式會社(註4)(圖片取自San Diego Air and Space Museum Archive – shorturl.at/BSX12)。

文 / 李權升

教育制度

林玉芬女士的父母親,同樣出生中日戰爭前後,卻因為原生家庭經濟環境的差異,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日治初期,殖民當局為了有效管理台灣社會,引進新式教育制度作為「開化」與「同化」台灣社會的手段,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因應日本國內帝國主義思想發展與各地民族自決思潮,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即頒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台人教育制度,並在各地廣設公學校。

1920年代,一些台灣社會運動者主張台灣應比照日本國內實施六年義務教育,到了1930年代後期,總督府展開一系列籌備工作,直到1943年義務教育制度正式上路。整體而言,雖然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制度始終存在著差別待遇與隔離問題,但也可注意到從1920年起,學齡孩童的入學率從25%逐漸提升,到了1943年已達66%,1945年更高達80%,就此來看,確實有不少學齡兒童因此有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1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政府為了動員需要,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台人說日語、改用日本姓氏、接受神道教信仰等,其中符合官方標準者,又被稱作「國語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實質優惠。2或許這就可解釋為何林女士的父親僅接受三年的初等教育,卻深諳日語、且對日本有關的事物深感興趣。

赴中國經商

根據學者許雪姬的研究,日治時期有不少台人或為抵抗日本統治、或基於求學、求職、經商等需要而前往中國(尤其中日戰爭時,日本佔領地區不乏有台人配合軍方或官方需要,前往當地從事各式工作)。透過1940年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可以注意到當時有不少台灣人在上海、南京等地從事各種商業活動,例如上海一帶即有林懋烈經營鹽業公司、吳金塗經營海運公司以及林火輪販售皮製用品等。3林女士的祖父順應當時潮流,前往中國作生意,最終卻受戰爭波及,被迫中斷事業,留在台灣。

幣制改革

對比上述海外經商及接受教育的經驗,林女士的母親則因出身貧寒家庭,九歲便由林女士的四伯公以五萬元舊台幣將其收養。回顧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了取代日治時期通行的「台灣銀行券」,正式授權台灣銀行發行「台幣」。但不久即受國共戰爭影響,政府為了支付軍費開銷,超量印製鈔票。隨著法幣與金圓券相繼崩盤,台幣連帶迅速貶值,島上通貨膨脹嚴重。1949年6月,台灣省政府為了穩定島上經濟,頒布《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台幣發行辦法》等相關辦法,最終決議以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台幣一元,並切斷新台幣與大陸各地區貨幣的匯兌活動,這也使得林女士母親的「身價」出現如此戲劇性的轉折。


注解

1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2(南投,2000年6月),頁163-174。

2吳密察,〈皇民化政策〉,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14 ,擷取日期:2022年5月28日。

3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13期(新北,2012年6月),頁1-32。

4同註三。


延伸閱讀

1.期刊文章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2(南投,2000年6月),頁163-174。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13期(新北,2012年6月),頁1-32。

2.網路資源

吳密察,〈皇民化政策〉,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14 ,擷取日期:2022年5月28日。

許峰源,〈四萬換一元:新台幣的發行與流通〉,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aspx?c=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