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連結】「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庶民飲食、日本「國語」和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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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幕之內便當始於江戶時代,明治時代(註9)以降,漸漸成為鐵路便當(註10)的一種,走入家庭。 (由 Kanko* - Flickr, CC BY 2.0, shorturl.at/yEIO1
圖 幕之內便當始於江戶時代,明治時代(註9)以降,漸漸成為鐵路便當(註10)的一種,走入家庭。 (由 Kanko* – Flickr, CC BY 2.0, 來自維基百科)

文/吳昱佑

庶民飲食   

日治時期是台灣庶民生活史發生劇變的重要階段,受到日本殖民者的飲食、生活習慣影響,台灣人在食物、日常用品上與許多新事物邂逅。楊淑娥女士記憶裡的「幕之內便當」,便是日本人對飲食強調五感、五色、五味1的文化載體,「幕之內便當」源於江戶時期,最早是設計來使觀眾在幕間欣賞能劇、歌舞伎時食用,故而得名。明治以來,在「四民平等」政策下,「幕之內便當」走出士人階層而走向大眾2,成為日本庶民飲食文化的座標之一。

便當之中最令楊女士印象深刻的蓬萊米,卻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產物。日本殖民者來到台灣之後,不滿意台灣秈稻的口感,遂派遣磯永吉等農學家赴台,將來自日本的粳稻基因與台灣本土稻作混種,方才誕生「蓬萊米」3,雖然當時蓬萊米較為珍貴而難以取得,但日益普及後也漸漸改變了台灣主流米食習慣。

在日常用品方面,台灣人則歷經了一次書寫西化的歷程。日治以前,台灣的主流是毛筆進行軟筆書寫,到了日治時期受到日本自明治以降西化的影響,學校裏頭教導學生硬筆書寫,從而使得鉛筆、鋼筆等用具,漸取代傳統的毛筆4。楊女士提及兒時學校教師以易卜生(Ibsen)鉛筆為獎品獎勵學生,即為一例。

日本「國語」

1895年日本開始殖民台灣以來,殖民統治者不單單欲獲取台灣島上的資源,還認為既然台灣已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台灣人便是帝國臣民的一份子。而日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身為日本人就必須說標準的日語,因此在台灣的「國語」(日語)教育不單單是方便殖民地管理的手段,還帶有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目的性,被要求必須「純化(標準化)」。不過,這種「純化」的理想很快就因現實考量而受到調整,這些考量包括:日本自身是一個甫現代化的國度,除母語被定為標準語的東京人外,多數日本人並不能操標準「國語」。再者,來台日人主要以操各自方言的東北、九州、關西等地人為主,自然在學校任教職的師資亦不能為學童建立標準口音典範。最後,在曾任台中市公學校校長的教育家山崎睦雄,為避免台灣雙語、多語併用的「弊端」,應該建立好學的「國語」而主張「會話一元」的影響下,公學校不再強調台灣人日語學習必須多麼接近東京標準語,而是強調與日人溝通的實用性。

學者安田敏朗認為,這樣的調整使得台灣誕生不同於標準語的「台灣『國語』」5。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是包括楊女士在內曾受過日治教育的台灣人,其口音並非是標準東京腔,台灣話中許多日語詞彙的腔調6也深受此影響。

家政教育

近代化初始的家政教育,帶有濃厚的性別色彩,是為維繫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而服務,易言之家政教育在一開始是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宗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不例外,可以從深受該脈絡影響的《臺灣婦人界》雜誌中窺見一二。然而,這樣的結構在戰爭中被賦予新的意義,也促使日後女性的社會角色漸漸發生變化。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隨著「總體戰」思想普及,婦女被視為戰線後方支持前線的補給力量,《臺灣婦人界》雜誌也於1930年代,出現過往沒有的「婦人報國」風潮,呼籲婦女以家庭經濟消費合理化,完成婦女的「家政報國」7。而楊女士記憶裡,1940年代因美軍轟炸花蓮港造成軍人傷亡後,家政學校組織的「勤勞奉仕」,令學生貢獻所學幫助傷患包紮,則呈現了戰爭改變女子社會角色的另一視角。 

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從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成為中華民國統治之地。為了使戰後台灣教育工作不中斷,自1944年中國國民黨臺灣調查委員會便已制定接管計畫,期許以「學校不停課」的原則,一邊接收、一邊上課。不過,如此一來師資短缺便成為十分棘手的問題,對此新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採取:選用與訓練本省籍教師、徵用外省籍教師、留用日籍教師等方法,隨後公布的〈台灣省國民學校校長教職員任用及待遇辦法〉等法規命令中,給予各校校長一定的裁量權,讓他們從有過教師經驗的人才中先行約聘,再依序送縣市、省教育處教員甄選會複審的「先斬後奏」權。楊女士受校長力邀至力行教育所紅香教練場(今紅葉國小)擔任教師,便是這一歷史脈絡下的故事。不過,這種「先斬後奏」權也引發爭議,最常見的是「任人唯親」,如1946年12月《台灣新生報》便報導基隆有校長直接任命其妻為教師之情形8。


注解

1日本飲食文化中,強調一份完整的食物須讓人以視覺、嗅覺、味覺、觸覺、聽覺五感品味,須具備綠、黃、紅、白、黑五種食材顏色,還需有酸、甜、苦、辣、鹹五種味道味道,謂之「五感、五色、五味」,而便當可說是庶民最易接觸「五感、五色、五味」的文化載體。

2栄久庵憲司,《幕の内弁当の美学―日本的発想の原点》(東京:朝日文庫,2000)。

3周勝方、洪久賢,〈從「吃飽沒?」到「好吃嘸?」─臺灣飲食文化變遷與發展之探析〉,張玉欣主編,《山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歷史文化》(臺北: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頁43。

4簡志儒,〈鋼筆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5安田敏朗著,黃耀進、林琪禎譯,《「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新北:群學出版,2016),頁81-113。

6如蘋果的日語:「りんご」(lingo)在台灣話中的重音則與東京標準音不同,而更接近九州一帶的重音。哪裡不同,線上聽:https://ja.forvo.com/word/%E3%83%AA%E3%83%B3%E3%82%B4/。


7何素花,〈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雜誌之「家政報國」理念〉,《興大歷史學報》33期(台中,2019),頁1-36。

8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中小學教師的任用與培訓(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1期(台北, 1996),頁303-346。

9https://zh.wikipedia.org/wiki/明治时代

10https://zh.wikipedia.org/wiki/鐵路便當


延伸閱讀

一、專書

安田敏朗著,黃耀進、林琪禎譯,《「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新北:群學出版,2016。

栄久庵憲司,《幕の内弁当の美学―日本的発想の原点》,東京:朝日文庫,2000。

二、論文

何素花,〈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雜誌之「家政報國」理念〉,《興大歷史學報》33期(台中,2019),頁1-36。

簡志儒,〈鋼筆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中小學教師的任用與培訓(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1期(台北, 1996),頁303-346。

周勝方、洪久賢,〈從「吃飽沒?」到「好吃嘸?」─臺灣飲食文化變遷與發展之探析〉,張玉欣主編,《山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歷史文化》(臺北: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頁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