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矢内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誰來決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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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宏晉

書名:《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作者:矢内原忠雄
譯者: 黃紹恆 
出版社:大家出版 
出版日期:2022/10/05

1929年於日本出版,日本著名台灣研究學者矢内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收錄了他先前發表的兩篇以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分析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經濟史的論文。儘管作者著重的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理論以及活動本身,因此是從日本殖民者的立場,而非從被壓迫的台灣為主體立論,但是因為他反對帝國主義資本殖民的態度旗幟鮮明,加上高度人道的胸懷、嚴謹的論述與豐富的資料,本書反而成為研究台灣史的經典之作,至今仍備受重視,為台灣史研究的必讀之作。

作為一個使用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為分析工具的學者,矢內原教授卻又信奉基督教,哲學立場上似乎有所矛盾。但馬克思雖持唯物論者、反對宗教,其悲憫抱負與耶穌基督與樂拔苦的救世理想並無二致。這兩種氣質在矢內原的身上亦體現無遺,理性的學術能力和靈性的博愛氣度匯集於一身。

圖二 矢內原忠雄,1893─1961。(https://zh.wikipedia.org/zh-tw/矢內原忠雄#/media/File:Yanaihara_Tadao.JPG)
圖二 矢內原忠雄,1893─1961。(https://zh.wikipedia.org/zh-tw/矢內原忠雄#/media/File:Yanaihara_Tadao.JPG)

矢內原在高中時便進入等同東京帝國大學預校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隨之順理成章在東帝大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就讀,日後回到帝大母校任教,甚至當上校長。他之所以如此特別,與其「學歷貴族」的出身不無關係。在求學過程中,他接受到的是「培養年輕人的人格、人品志氣和骨氣」的「教養主義」的薰陶。西化後的日本提供了那些最優秀的,在頂尖名校裡的人才充分吸收西方古典理性文化內涵的良機,刺激他們的心靈,釋放出理性自由的靈魂。

也許因為有此成長經歷的啟蒙,讓矢內原對當時日本在台灣實施的剝削式的殖民主義極度不滿,認為日本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後,反而失去了高貴的理想性格。他甚至大聲疾呼日本需要「打掉重練」。也因此,他檢討日本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並不為日本政府所歡迎。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1938年這本書在日本國內便列為禁書,直至戰後才解禁;而在台灣,二次大戰結束前,更早就被全面查禁,從未獲准出版,只在少數台灣籍知識分子間偷偷流傳,卻廣受歡迎。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最重大的意義,應該在於它首開以討論現代化議題的理論論述台灣史之先河。

現代台灣學術研究出版之始,可以人類學者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為代表,記述清朝統治時代前後,關於歷史、政治、經濟、宗教、疆域、人種、民族與工藝等廣泛文化意義的綜合性研究。然而,矢內原氏認為該書論述年代主要在清領時期之統治行政制度,但當時日本據台早逾十年,政治社會狀態歷經劇變,已不足以反映上層結構改變後的狀況,因此他有了以「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來接續伊能氏著作之想,於是著手將刊載於《國家學會雜誌》第42卷第5號至第9號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以及在《經濟學論集》第7卷第1號刊載的〈台灣糖業帝國主義〉,整理補充,集結成為《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出版日期正好是伊能嘉矩的書問世後的一年。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雖然立論恢弘,但是正如矢內原氏出身的「高貴」一般,他論證的焦點在於台灣上層資本的分配與流動問題,對大多數中下勞苦農工的狀況未多加著墨,顯有不足。

矢內原作品的缺漏,一直到1975年才有補充之作出現。日籍台裔劉進慶教授在日本出版了《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灣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で》, 東京大學出版會) ,於「官商資本主義之結構與運作」的章節內補進的「底層:零細農與低薪資勞動之結構」資料,之後,更能在經濟面上將台灣資本結構的上中下層關係完整呈現。

很有趣的,矢內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以馬克思主義立論,受到左派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歡迎,「照理說」,在戰後的台灣,國民政府戮力反共,應有忌憚;但或許是基於也有「反日愛國」的意識形態需求,因此未予查禁;反而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出版後,卻被列為禁書,直到解嚴後,至1990年代才有中譯本上市。

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雖為傑作,但是不免因為是論文格式,且台灣一般讀者對馬克思主義多有生疏,所以有點難以親近。對此,國立編譯館曾有將其改寫列入台灣青少年必讀歷史經典系列的計畫,由何義麟教授負責改寫,然而後來該計畫因故中止,惟何教授不屈不撓執意完成,終於在2011年由台灣書房出版,題為《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本書行文輕鬆易讀,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包括:一寫矢內原忠雄的人格與信仰;再者改寫《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主要部分,可以了解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是何種樣態;第三部分則一方面呈現矢內原與台灣知識分子的關係,另外加上論述《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在學術上的發展,則是何教授個人的精彩分析與論述。

矢內原在《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破題時曾論及,日本對外擴張到底是基於「國民主義」(也就是「民族主義」)所需?抑或「帝國主義」資本擴張的結果?對此,矢內原主張當時日本資本主義尚處初萌,充其量只是初級帝國主義。基於人道主義,他對日本因理想性不足,為累積資本而壓榨殖民地不滿,也深刻體認到文明的野蠻比落後的野蠻更加野蠻,所以更加同情台灣的處境。但基本上,他還是同意他的老師新渡戶所認為,落後國家可以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帶領下,進入進步之林的看法的,這也是現代化理論的觀點。

然而上述說法卻無法反映現實的全貌。事實上常常是「落後國家」鮮少因跟隨「先進國家」腳步,於其「帶領」下脫胎換骨;「依附」的結果,反而讓核心國家永遠維持優勢,持續剝削邊陲的依附國家。

1960年代晚期,拉丁美洲學者根據國際現狀提出的「依附理論」指出,世界可劃分為先進的中心國家與較落後的邊陲國家,後者在政經社會制度等依附中心國,也因此飽受剝削,實際上得不到真正的發展;就算脫離殖民母國獨立發展,經常也是弊病叢生。新的上層階級取代以往殖民者的地位,一樣壓榨與剝削下層階級,甚至造成更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這種壓迫的現象甚至擴及到教育、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形成「後殖民」的現象。

相對於悲觀的古典依附理論,有「依附發展理論」提出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雖然「核心—半邊陲—邊陲」的國際政經結構不會改變,但是國與國間的地位可能移動,特定國家或社會的地位是可能改變的,邊陲可進步到核心,而核心也有可能退化到邊陲。

矢內原氏也許因為個人知識貴族的身分,內心多少抱持類似於樂觀的依附發展理論的想法(儘管於其時,該理論尚未出現)。事實上,台灣國內許多知識分子也有類似的想法,甚至有國內重量級政治人物有「被殖民越久的國家越進步」的看法,這種看法雖然有人不以為然,但許多知識分子與高社經地位者,何嘗不是心有戚戚焉?只是隱而不揚、或者默認稱是而已。

圖三 日本皇太子裕仁在1923年訪問台灣,攝於高雄驛前。(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圖三 日本皇太子裕仁在1923年訪問台灣,攝於高雄驛前。(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政治依附理論的出現,多少借鑒了稍早發展,但幾乎同時期開展的心理學母嬰依附的客體關係依附理論。該學說大略主張,嬰兒與母親之間必然會產生依附關係,而健康成長的目的,終究得結束依附,完成分離的任務。有鑑於初生的人類嬰孩,母嬰的依附是必然的,如果沒有母親(或者一個主要照顧者)的育養,幾乎不可能存活的。一個好的母親,除了提供好的照養之外,更重要任務幫助小孩漸漸獨立自主,不管是心理的,或者生活上的,都是如此。也可以說,健康的成長,就是從依附到分離的過程。

然而現實上,心理學依附理論卻無法全然照搬套用到政治現實裡,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讓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掠奪成為必然,殖民母國怎可能真心地誠意地協助殖民地「分離」呢?修正的所謂「依附發展理論」,出現了後殖民現象,裡面充滿多少古典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餘毒與陰謀?成為「進階版」罷了。

依照心理學客體關係的研究,如果嬰孩成長到一定的階段後,已經發展出區分主客體的能力,也就是認知到「媽媽」並非自己內在固有的一部分時,他也許會感到失落,甚至哀傷,但想要健康長大,擁有成熟的身心和能力,得先學會「哀悼」過去,放棄依附的幻想,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創造自我負責的生命。

矢内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放到今天,應當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這不只是部台灣史鴻篇,更照看到帝國主義對國際關係的最大傷害,是在貪婪的剝削,不願讓殖民地分離的有害觀點。然而,作為一個日本人,矢內原檢討分析的主體,終究是其母國日本,而非被壓迫的台灣。客體關係的位置為主體是統治者日本「母親」,台灣則是被統治者的「嬰兒」。而身為台灣人,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心理上早就不該,也不可能指望依附「日本母親」;更不該是因為國際地位困難,而尋求新的依附,陷入「殖民–依附–後殖民」的無止盡悲慘輪迴。

我們該嚴肅面對的最大課題,是如何脫離依附性的客體關係,將自我地位扭轉成主體,而不是一直處在期待哪個「強國母親」關愛保護的嬰兒期依附幻想裡頭,既不切實際,也不負責任。我們不該停留在幼兒期全能自大的幻想,以為全世界的「正義」都為自己服務;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我們當然有能力也有權利長大,這是一個個體的成長之路,也可以是國家的生存之道。誰來決定台灣?其理與解,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