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虞珊梅女士，1924年出生在浙江衢州，20歲時嫁給當時在衢州駐紮的團長魏蓬林（魏蓬林最後官拜第三軍少將軍長），跟著先生在大陸南北征戰，一路輾轉，在1949年底到了台灣。他們育有三子二女，長子魏之清曾任台糖高層主管，次子魏巍曾經擔任台糖總經理，三子魏崢則是國內知名的心臟外科權威醫生。
99歲的虞珊梅女士，在向本平台編採團隊憶述她的前半生故事時，提到曾經耳聞1940年代發生在家鄉的「衢州細菌戰」¹一些情況，以及逃避戰火的過程中，襁褓中長子幾乎落海的情景；戰爭中，生死常繫於轉念之間。
文/虞珊梅口述，李莉珩、陳淑美、廖文瑋整理
圖/虞珊梅、魏淑嫻提供
我的娘家是在浙江衢州十五里以外的郊區，是務農慈善的地主，住的地方叫「孔家大院」，因為衢州是孔子的第二故鄉，所以附近的人家幾乎都姓孔。我們家很大、很氣派，是兩棟兩層樓的宅院，各有前廳後堂。家裡有五個長工，我們家種了大片的黃豆、小麥、甘蔗、花生，也有養豬、養牛，就是一般農業社會裡的大地主。我家也是慈善之家，逢年過節總會放很多食物在屋外給窮人吃。
我十歲時開始讀書，剛開始是讀私塾，但沒多久日本人就來了，所以我的哥哥虞仁山和嫂嫂就帶著十幾歲的我，逃難逃到一個叫「坑口」的山上，暫住我哥哥的友人家。
我的父母留在衢州老家看守大宅院，沒有去坑口。兄嫂帶著我先搭船走水路，沿著烏溪江往上游去；到了一個岸邊，再走路上山，路程長達五十華里。我們雇人挑行李走山路，每個人只能帶兩件行李。過陣子日本人離開了，我們才下山回老家。印象中好像我去坑口逃難過兩次。
我們在坑口山上時，日本軍隊已經占領了衢州家鄉的村子，但有游擊隊經常跟日本軍對抗。有一次，日軍懷疑我家宅院裡藏有游擊隊，因此到我家把我父親扣押起來，經過到處搜索，沒有發現任何游擊隊的蹤影。最後日本人很不高興，踢了我父親一腳，雖然最後放了他，卻放火把我家宅院燒掉了大部分。
有關日本人1940年代對我家鄉衢州進行的細菌戰，那時我應該還在坑口，並沒有親身經歷。只記得我從坑口下山回到家時，有一段時間，看到家鄉村子裡有些男人肚子大大的，腳也是腫的、爛的，而且沒有藥可以醫，這些人不久就死了。
聽村子裡的人說，是因為日本人在水裏放了什麼細菌，男人下田時在池塘喝水，肚子就變大了。我外婆家裡好幾個男丁，還有舅舅的兒子都是這樣去世的。等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當年盟軍在衢州建有軍用機場，因為美軍轟炸了日本東京，日本人為了報復，就在衢州進行細菌戰。
從坑口回家後，父母讓我去衢州市念現代新式小學「第二小學」，我從四年級讀起，後來又跳到念「師資培訓班」，總共念了六年。十九歲、二十歲時在當地擔任小學老師一段日子。
先前有人來我家說媒，我父親沒有同意。後來，當時駐紮在衢州的軍隊中，一位軍長在我家大宅院租房子，他的一位部屬還娶了我的外甥女，接著他們也把我介紹給當時的團長魏蓬林，父親同意了這門婚事。我們就在1945年結婚，當時我21歲。
我先生大我二十歲。我們結婚時，已是對日抗戰的末期。一結婚，我先生就離開衢州去打仗，過了八個月，日本投降了，我們才在江蘇團圓。接著國共內戰發生，部隊又跟共產黨作戰，一、兩個月後，他派人來衢州接我，從此我就跟著部隊南北征戰，再也沒有回過家鄉。我跟著先生的部隊去過江蘇、江陰、南通、如皋等等好多地方，後來又去到東北戰場。
在東北跟共產黨打仗，其中有一場錦州保衛戰，因為錦州有機場，共產黨要占領錦州，我先生的部隊以寡敵眾，打了勝仗。我們那時借住民房，我有孕在身，每天都能聽到屋外的隆隆砲聲，不久我的兒子魏巍出生，是戰火中誕生的孩子。
國共第二次戰爭，剛開始國軍是打贏的，後來國內外局勢生變，國軍由勝轉敗，最後只能一路向南撤退。魏巍出生沒幾天，我們就和部隊一起出了山海關，然後一路往南方撤退，印象中魏巍在兩歲前就經過了九個省。
後來部隊重新編組，我們一路從天津往南撤到江蘇、廣東等地。1949年初，我和一位傳令兵先到了海南島。我記得搭的大船在海口登陸時，因為風浪太大，無法靠岸，必須先從軍艦外的繩梯爬下來，再跳到接駁的小船，我手上抱著兩歲的大兒子魏巍，又帶著幾件行李。傳令兵本來怕我抱著嬰兒爬繩梯不穩，要我把兒子給他抱著；但我想了想，還是決定自己抱著小孩爬下大船。沒想到，傳令兵帶著行李反而掉進海裡。幸好傳令兵後來獲救，也幸好孩子是我自己抱著的。
1949年底，我帶著孩子從海南島搭船抵達屏東林邊，隨後我先生也和部隊從廣西經東海島輾轉抵達林邊，再轉往嘉義住了兩年。1950年魏崢在嘉義出生，接著我先生奉調第九師師長，師部駐在溪湖，我們全家遂遷往員林。此後我先生又歷經台中師管區司令、第十師師長、第三軍副軍長、代理軍長等職，於1965年退休。
回顧此生遭逢戰亂，諸苦備嘗，所幸在台灣的七十多年，得以遠離烽火，平安度過。
注解
¹1940年10月開始，侵華日軍731部隊多次在衢州等地以空中投撒的方式實施細菌戰，導致鼠疫、傷寒、瘧疾等流行性疾病爆發，是日軍在中國南方地區展開細菌戰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