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入了學也讀不了書的童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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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毅弘口述,汪琪整理
圖/孫毅弘提供

我出生在對日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民國28年9月,在安徽省當塗縣一個小城,這個縣在安徽算是落後的,安徽本身也是一個落後的省,雖然我們家鄉離南京上海很近,那都是燈紅酒綠的大城市,可是當塗縣卻是非常落後、幾乎是原始社會,過的是化外的生活,因為我們落後到既沒有醫藥、也沒有衛生設備,什麼都沒有;連電燈、自來水也不用談,我們平常連牙膏牙刷都沒有,我記得的只是用鹽沾毛巾刷牙,現代的沖水馬桶不必談,連茅坑都沒有,大人晚上用馬(糞)桶,小孩子上廁所就在外面,因為衛生環境不好,絕大多數小孩都長蛔虫,我也不例外,一般衛生環境差,也沒有醫藥可說。

我們生病,大人不知道去看醫生、也沒有醫生可看,小孩子生病,大家就從祖宗八代開始數起,用一盆水,一把筷子,把水淋在筷子上,就由第一個祖宗一個一個念,一直到水凝固,筷子在水裡站起來了,就表示是那一位祖宗對病人不滿意、懲罰他,就到廟裡燒香拜佛,從廟裡拿香灰回來泡水給病人喝,現在看起來簡直是開玩笑,從前的確如此。那病重昏迷怎麼辦?夜裡開始叫魂,從門口點紅色的燈,一盞盞點,也是從祖宗八代開始叫,希望把他的魂叫起來;落後情況令人痛心。

我們縣裡能夠有電的人家極為少數,唯一我知道的是有錢的姊夫家,他家晚上五、六點到十點有電,也沒有電開關,是由電廠自動開自動關。

我們家房子非常老式,是兩進的房子,前一進是客廳,招待客人的,後一進自己家裡的,也是供祖宗的地方,兩進之間有天井,天井兩邊是廂房,石灰牆,頂是黑頂瓦,天井裡有非常漂亮毛筆畫的草、植物,很美;天井的花棚種了梅樹、薔薇。當時當然沒有暖氣,兩進之間是雙道玻璃門,冬天門關上保暖。地下沒有鋪水泥、是青磚地,年代久遠,青磚地上都是泥巴,上面長滿青苔,人走在上面常常摔跤,奶奶喜歡抱著我走來走去,結果每天我要摔幾次,都是摔後腦勺。房子分前廳後廳,前廳兩邊是廂房,一邊是爺爺的、一邊是奶奶的,後面一邊是廚房、一邊是父母親房間,還有一邊是藏書室,隔壁是稻倉,家具是紫檀木的、非常貴,漂亮得不得了。供桌兩邊放太師椅,媽媽天不亮起來燒水,給公公婆婆洗臉刷牙,家具要擦得乾乾淨淨,每一個凹洞都要擦,可以累死人。

當時煮飯,因為沒有水電、煤氣,都找人挑柴火進來,水由大河挑來,用明礬乾淨了煮飯。奶奶房間裡擺一口棺材,那時候老人家壽衣壽材都準備好,小孩子不懂,就在棺材上跳來跳去,很好玩。現在小孩子很幸福,有玩具,外孫女問小時候有什麼玩具,我們小時候哪有玩具,玩玩石頭就不得了了,小時候外婆家小孩多,冬天把冰打碎,打洞玩,夏天就用石頭打水漂,誰打的石子多誰贏。

那時候生活貧苦落後,我們家算地主,但是很窮困的小地主,我們家米倉雖然有八、九米高,裡面全是米,但事實上我們年年歉收。歉收到奶奶操心不能睡,煙袋頭在地上整夜地敲。我們很少吃到魚肉,天天吃廟裡拿回來的爛蔬菜。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爺爺吃魚,會給我吃一些骨頭,生日的時候有蛋吃已經很了不起,有人來打個蛋招待,很豐盛了。

我們前幾代還出過進士,但祖父和父親都吃鴉片,家就敗了,所以父親只有讀小學或初中。小時候我只看到家人曬書,共產黨來,那些書也通通搞光了,

當塗縣的街道很小,小時候以為是大街,1990年代回去,看來就是一條巷子那樣, 地下全是鋪的青石地,兩邊的店面今天是不會有的:賣打水的、賣打油的、賣打醬油的、和賣醋的,我們當年用的還是古時候的銅錢,就是從前的串錢,像清朝明朝的古董錢、而不是現代的貨幣,講起來很奇怪。

從我們住的地方到城裡要經過一條河,河上沒有橋、但有浮橋,就是很多船接起來,上面鋪了木板給人過;要用哪些船好像有排值班的。人過了橋就往大一點的鄉鎮跑。我記得河水非常臭,河流根本沒有疏通,水上都是綠色的浮萍。

民國34年以前,日本人有沒有到過當塗縣?絕對有!聽說那時候日本人很兇殘,拿刺刀刺小孩像串燒一樣。為避禍,我們都躲到鄉下去了。但也許是因為我長得可愛,碰到的日本人不但給我照相、還拿糖給我吃。

抗戰勝利,國軍部隊開進來家鄉,在大家的門口坐下來休息。他們的軍服非常破爛,我記得的就是草鞋、綁腿,現在想起來,很驚奇這樣的部隊怎麼打勝仗?永遠不能想像。

民國35年我的伯父母從重慶復員回來,把我帶到南京。因為大伯沒有兒子,所以我被過繼給伯父做兒子,從此離開家鄉。伯父孫炳炎曾經留學日本明治大學。 抗日戰爭期間, 他隨國民政府遷到四川,先是在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工作,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之後被調任中國農民銀行,並兼運中煉油廠的廠長。

我們到南京的時候,抗戰雖然勝利,共產黨已經開始作亂,局勢很亂。沒多久,伯父被調到中國農民銀行安徽省蕪湖擔任分行經理;當時總經理是顧翊群,理事長是蔣介石。我們在蕪湖分配到日本人造的專員公署去住,下面是水牢,走廊非常寬敞,我們住三樓,四樓給副理住。伯父在農民銀行是要職,有司機和保鏢,以前車子兩邊有踏板、是給衛兵保鏢專用的(但保鏢也是意思意思,有事也是沒有用的),專員公署寬敞到可以跑馬,院子裡還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樹,香椿頭可以拿來炒蛋。

當時蕪湖和南京一樣,也非常混亂,街上很危險,我親眼看到人當街被槍殺,被錫箔紙蓋在身上。奶奶看情況非常危險,大概是民國36年,伯父隨政府撤退到南京的五福新村,改任農民銀行專員。但南京也沒有住多久,一天晚上小叔傳信息,說共產黨要過江,家人連夜打包,大人身上只帶了金條、其他的東西幾乎丟光。離開南京時,因為非常混亂,有車票和沒車票沒有不同,大家都往車上擠,我先被推到車上、我伯父母才上車。聽說當時火車車廂裡面和車頂都擠滿人,過山洞時,車頂的人都被刷下來。小叔軍校畢業,也在農民銀行工作,但因兒子生病沒能走。改革開放後我回到大陸,知道他後來被整得很慘,背都駝了。

我們到了上海沒有多久,伯父轉任廣州農民銀行專員,於是我們又乘江輪到了廣州;那時候路上已經不好走了。下船後的第一頓飯我很有印象,是廣東的臘味飯,很好吃。

在廣州那段期間,市面也很混亂,我記得那時通貨膨脹,從法幣一直貶值到關金、到金元券、變銀元券,後來報紙上漫畫,推了一車子錢買一斤青菜,早上的錢到晚上就不值錢了。

圖一、圖二 孫菊澄(後改名毅弘)在廣州培英小學學生證。
圖一、圖二 孫菊澄(後改名毅弘)在廣州培英小學學生證。

民國37年初我在廣州進了培英中小學。對我來說,兵荒馬亂,可以說一天書都沒有唸。在當塗私塾,只有一位老師教幾十個小孩,什麼都不懂。到南京進新生小學,一、二年級也是一點印象都沒有,只記得學校在國民大會堂對面。新生小學是教會學校,舅舅讀高二送我上學,有一天我走丟了,校長還問這是誰家小孩。在南京看電影,大華戲院和首都戲院都非常豪華,那時進到戲院裡烏漆麻黑、嚇得不得了,後來才知道是電影院。

在廣州培英小學的一年我九歲,但也等於沒有唸書;老師講話根本聽不懂,每天提個藤籃去上學,一路玩,也不知道是否在上學。我真正唸書是中學以後的事;整個小學的幾年都不知道在幹什麼,那時候培英師生演話劇很有名,我雖然聽不懂,還是很著迷:台上燈光很吸引人。那時我們住的地方離荔枝灣很近,上學的時候一路走一路玩,看菜市場殺魚很好玩,再逛到荔枝灣,吃荔枝。

民國37年7月,「大人們」決定由伯母先帶家人去台灣;於是我和伯母、阿姨、表姊和舅舅又離開廣州,上了往基隆的船。船上擠的全是人,所幸還有廂房可住。我們在海上一共走了三天,船上沒有東西吃,幸好大伯母做了糤子和開口笑帶在路上。到台灣我和舅舅沒有入境證,國民黨到處抓人,他躲了很久才出來。我們在基隆港住了沒有多久,就搬到台北,伯父民國38年1月才到台灣,那時候正是太平輪沉船的時候,我們一度非常擔心他是否在太平輪上。後伯父轉到中央黨部做事,我則入讀台北市北師附小讀三年級,書也不會唸,考試不及格一直留級,但是大家終於離開了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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