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起飛不能不提葉萬安3】下猛藥替台灣經濟起飛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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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其他單元:0124-14-2


文/葉萬安口述、增訂,王雅平整理,汪琪編輯
圖/葉萬安、廖文瑋提供

  1. 穩定中求發展

民國38年初陳誠接任省主席後,即在該年內採取三項重大改革,茲分述如下:

 (1) 土地改革
圖一 民國38年台灣開始實施土地改革。 (《今日台灣》,1970年7月1日,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29,45&post=36811)
圖一 民國38年台灣開始實施土地改革。 (《今日台灣》,1970年7月1日,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29,45&post=36811

土地改革分三階段進行,即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兩者在此階段進行。所謂「三七五減租」,因日據時代前佃租都是50% 以上,一個佃農把土地租來種植作物生產後,要將收穫量一半以上歸地主,剩下的不到50% ,要花費在肥料、種籽、勞力、資金,還要付利息,佃農幾乎沒有錢可賺,佃農生活甚為艱苦,也無力改善生產技術,提高產量。38年政府為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業生產,先實施三七五減租,地租由過去的50% 以上減到37.5% ,過去的佃租是每年收穫量的50% 以上歸地主,所以生產量增加,繳的佃租也提高。可是改革後是按民國37年生產量的37.5% 計算佃租給地主,剩下的全部歸佃農所得。也就是以後每年佃農繳給地主的佃租是按37年產量的37.5% 計算,固定下來。佃農不但第一年拿到62.5% 收獲量,第二年增產了,增產的部分全部是佃農的所得,所以農業增長很快速。然後再實施公地放領。

公地放領即政府將持有的農地賣給佃農,其地價按37年收穫量的2.5倍計算,分十年償還,換算為每年25% ,比地租還便宜,佃農當然踴躍購地。故農民願意投入更多人力從事耕耘,及生產技術的改進,以增加生產。

(2)幣制改革

前文述及民國36年至民國38年6月的兩年半間,物價上漲一千倍,平均每月上漲26% ,已是惡性物價膨脹的局面,但在37年10月及11月連續兩月倍數上漲,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及經濟活動的運行。顯然物價狂飆飛漲,除物資供應不足外,人民對貨幣失去信心,應是更嚴重的問題。

處於此一局勢下,穩定物價實重於一切,而穩定物價必先建立人民對貨幣的信心著手。於是,在38年初,當時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嚴家淦向省主席陳誠報告,舊台幣無法維持,建議改革幣制,廢舊台幣發行新台幣。不過為爭取人民對新台幣的信心,必須要有充足黃金或外匯做準備。同時新台幣不再像舊台幣無限制發行,規定以2億元為限。估計發行新台幣2億元,需黃金80萬兩做準備,但臺灣銀行金庫既無外匯,更無黃金。於是陳誠主席親自前往大陸面見蔣中正總統,報告臺灣為穩定物價,要實施幣制改革,為鞏固幣信,需要黃金作準備,請中央支援,獲得蔣中正總統同意。

圖二 由時任臺灣銀行董事長嚴家淦親筆簽收的黃金80萬兩收據。
圖二 由時任臺灣銀行董事長嚴家淦親筆簽收的黃金80萬兩收據。

當時中央政府立即將自上海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台的約300萬兩中,撥80萬兩給臺灣銀行,作為發行新台幣的十足準備,並向中央銀行另借外匯1000萬美金,供進口調度之用。於是臺灣在38年6月15日實施幣制改革,廢除舊台幣發行新台幣,而且是限額發行,當時額度是新台幣2億元,並成立新台幣發行監理委員會,邀請民意代表主持,每月底檢查發行額及黃金存量並公告,以取信於民。

幣制改革時,新台幣不再與大陸金圓卷連接,脫離大陸惡性通貨膨脹對台灣的影響。新台幣改以美元連接,以新台幣5元兌1美元。

當時發行額新台幣2億元,折合為4,000萬美元,而黃金每盎士35美元兌黃金80萬兩,值4,400萬美元。新台幣發行等於有110%黃金準備取得人民的信任。

若僅改革幣制而不採取有效配合措拖,其效果將是有限的。因此,臺灣銀行創辦高利率存款及黃金儲蓄存款以資配合。高利率高到什麼程度?現在卡奴向銀行借款的年利率是18% ,已經高得驚人,而當時優利存款一月利息為7% ,按複利計年息更高達125% ,這種利率下的存款,存100元,一年下來連本帶利是225元,比現在卡奴的18% ,高了5、6倍。這些還不夠,還創辦黃金儲蓄存款,當時黃金一市兩是新台幣280元,存款人每存入新台幣280元,存滿一個月(後來改為十天)後,就可以提領黃金一兩。

當時新台幣280元可以兌一兩黃金,我為了要考驗它是真的假的就存進28元,一個月後果真拿到一錢黃金,我當場在臺灣銀行大廳跳起來:「新台幣可兌換黃金喔!」這時我感到幣制改革真的了不起。

此外,政府改革稅制,節省支出,降低財政赤字,同時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推動出口,減少對外貿易逆差,都有利於物價的穩定。

嚴家淦能在 38年提出完整的「幣制改革方案」,因為民國37年大陸將法幣改成金圓券,中央政府先成立一個六人研究小組,嚴家淦是委員之一,其他五個人都是中央大員,嚴家淦是福建省財政廳長,可見中央政府對他很重視。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雖然有「美援租借法案」,美國將有物資援助我國,可是一切透過美國駐重慶的人員主導,我們並不能管。後來中央政府要爭取租借法案的物資主導權,就成立了一個「戰時生產局」,要與美國人溝通,局長是翁文灝。他知道福建省的嚴家淦英文很好,就把他調到重慶擔任處長,專門處理美國的援助物資。

那時援助物資都是從印度運來,但大陸沿海各省都被日本佔領,海運沒有辦法走,所以嚴家淦得把物資從印度轉到緬甸,走駝峰航線或公路運回來,辛苦得不得了。因為嚴家淦辦得很有效,中央政府知道他是位人才。在民國36年底、37年幣制改革的時候,嚴家淦就參加了中央的幣制改革研究小組,所以他很瞭解大陸幣制改革失敗的前因後果,他在推動台灣幣制改革的時候,就避免重複大陸那些弊端。

38年6月幣制改革後,由於各方的配合及生產的增加,物價上漲率,即自過去三位數大漲,40年降為兩位數上漲,後由於美援物資的到達,及生產的完全恢復,42年開始降為個位數的上漲,完全擺脫惡性通貨膨脹的時代。

圖三 1973年7月,時任副總統的嚴家淦先生接受美國大使馬康衛贈送月球岩石。(來自維基百科)
圖三 1973年7月,時任副總統的嚴家淦先生接受美國大使馬康衛贈送月球岩石。(來自維基百科

我記得那時候糖業公司曾經接受到美援貸款。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有一個馬歇爾援助計畫,用五億美金給中國政府,兩億多給軍方、兩億多給經濟。但是國共內戰爆發後,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建設,也提不出計畫書來。後來大陸失守,美國不理中華民國了,錢就沒有了。嚴家淦是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他就到上海跟美援總署駐華分署談,要求撥一筆錢給台灣,後來美援總署撥了大概不到一千萬美元給台灣。那時候我在糖業公司,拿到大約一百多萬美金,就把它拿來開發地下水,因為乾旱的時候沒有水,影響製糖原料甘蔗的生產。美國的援助給台電、鐵路局、糖業公司、肥料公司總共大概有不到一千萬(美元)。

民國39年3月嚴家淦接任財政部長後,他要減少財政赤字、減少對通貨膨脹的壓力,開源不成,就要減少開支,例如軍費佔中央政府花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軍隊吃空額,發餉是以師為單位的,嚴部長認為不應按編制名額發薪,而是按實額發薪。這件事情報告老總統以後,老總統同意查,國防部也同意查,調查之後發現報到中央的編制名額果然跟實際名額差得很遠。政府按實際名額發薪水之後,國防支出一下子縮小了很多,使財政赤字降低,也有利於物價的穩定。

2. 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

民國38年6月,「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由省主席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徐柏園、尹仲容等8人是常務委員。開始時由徐柏園擔任主任秘書,由他來負責。不久以後,尹仲容改成副主任委員,負責整個生管會的任務。因為中央政府還沒來,所有的公、民營企業都由生管會來管、推動重建工作。

從名義上生管會是管理生產事業,實際上則是除生產外,還包括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本賠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及工程調配等重要工作。尹仲容接任副主任委員後,即認為當時經濟情況緊迫,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改革,才能穩定大局並能謀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於是他將生管會變成為一個以全面經濟為對象的規劃、決策與推動的機構。面對當時困境隨即採取下列幾個重要政策措施:

  1. 凡能生產國防及民生必需品、外銷產品和進口代用品的生產事業,無分公民營,一律給予原料、器材、資金等便利,使其迅速恢復或擴大生產。
  2. 凡產製非必要的消耗品,足以影響必需品正當供應的產品及銷路無把握產品的生產事業,應予停止或限制其生產,失業問題必須慎重考慮。
  3. 優先發展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電力是所有工業發展之動力,同時也是人民生活改善所必需。而肥料與紡織有關民食與民衣,皆是人民生活所必需且需大量進口供應,是每年消耗外匯最大者(肥料及紡織品進口約佔總進口金額的28% )。即使原廠全部修復,也不能滿足需要,必須擴建及增建新廠,以替代進口。
  4. 開展對外貿易。台灣為一海島,對外貿易是其重要命脈,光復以前是以對日貿易為主,光復後轉向大陸貿易。迨大陸撤守後,台灣對外貿易一時陷於孤立之境地。是時要開展對外貿易,首要就是爭取對日貿易,於是生管會成立後即成立對日貿易小組,次年(39年)5月政府派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赴日與盟軍總部洽簽「中日貿易協定」,同年9月正式簽署,解決當時台灣對外貿易總額70% 問題,且奠定以後九年間中日雙邊記帳貿易的基礎。
  5. 整頓國營事業。台灣在日據時期,稍具規模的企業多為日人經營,光復後由政府接辦,成為國、省或國省合營企業,統稱為「公營」。然絕大多數公營事業經營效率,無法與民營企業比,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光復初期,台灣公營事業也無例外,在營業狀況好時大事擴充,雇用大量人員,一旦情況改變,業績下滑時,人事費用成為沈重的負擔,於是由盈轉虧,要求政府救濟。如國營的台灣碱業公司,二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燒碱缺乏,價格大漲,盈餘特多,大事擴充增僱人員。同時民間碱業公司紛紛設立,至39年供過於求,價格大幅下跌,國營的台碱公司轉盈為虧,無法經營下去。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得知此事後,當機立斷調派化工專家台糖公司協理黃人杰為台碱公司總經理,並囑其大事整頓。黃人杰就任台碱公司總經理後,研究惟一出路為裁減冗員三分之一約500人,始有生機。然當時正是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如台碱裁員,將影響社會治安,任何人皆不願嘗試此一危險行動。但尹先生從整體格局考量,慨然負起全部責任,指示黃人杰總經理堅決執行。結果不出一年,台碱公司轉虧為盈,安然返回坦途。

    再就我工作的台糖公司而言,在戰爭期間遭受破壞極嚴重,但在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很快逐步修復,產糖量逐年增加,加於國際糖價高漲,出口外匯收入快速增加,自民國37年的1,160萬美元,至39年躍升到7,440萬美元。在這期間各糖廠大事增僱人員,在不知不覺中全公司員工高達2萬人。但民國40年國際糖價大跌,使砂糖出口外匯收入降至5,200萬美元,台糖陷於困境。經檢討結果必須大裁冗員四分之一,高達5,000人,公司正在猶豫難決間,生管會尹副主任委員挺身而出,告知台碱公司裁員成功經驗,並願負責指示台糖公司盡速執行,且將幾座不經濟的糖廠,如新竹糖廠等關閉。台糖公司在尹副主委大力支持下,整頓成功,成為國營事業中管理最佳的公司。

  6. 推動民營事案發展。尹先生曾在美國工作五年,擔任替政府採購戰時物資工作,瞭解美國連軍工事業都是民營,而民營事業的效率確比公營事業高。因此,他主持的生管會,在推動復建工作時,凡符合前述政策條件者,不論公、民營一視同仁的全力支持,而且推動的新興事業,則以民營為原則。前述尹副主任委員一手推動的紡織工業,絕大部分都是民營,當時雖有幾家公營,但後來不是結束就是轉為民營了。他在主持生管會四年期間,還扶植了許多民營工業的創立與發展,包括食品工業(如麵粉、榨油、味精、醬油等工業)、玻璃、純碱、人造纖維、化學製品、木材、電器、機械鋼鐵、金屬製品等工業,贏得業者稱其為「民族工業鬥士」的封號。在生管會尹仲容副主任委員率領下,動員了有關各財經機構及全體人民共同努力,堅苦奮鬥,至民國41年底不僅度過了經濟上最艱難的日子,將瀕臨崩潰邊緣的經濟挽救過來,而且使農工生產,交通運輸營運及對外貿易,均恢復到光復前的最高水準,物價亦穩定於可控制的範圍內,為未來經濟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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