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體育教授和流亡學生的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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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張敬果教授接受本平台編輯訪問,2023。(孫曼蘋攝)
圖一 張敬果教授接受本平台編輯訪問,2023。(孫曼蘋攝)

【編按】

嚴格說,張敬果教授從來不是流亡學生。抗戰期間,大批中學生、大學生流亡到四川,他卻是「在地人」。當內戰興起,流亡潮第二次襲捲大陸的時候,他很幸運地已經畢業了。然而不論是當年求學時期、或是後來隻身來台、就業直到由政治大學退休,他的身邊都不缺流亡學生、或曾為流亡學生的朋友同事;事實上連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充滿「流亡」的色彩。

張敬果的經歷,為流亡現象、政府為流亡學生興學的歷史和這些學生對戰後重建的貢獻,提供了另類視野。


文/張敬果口述,孫曼蘋、汪琪採訪,張坤成整理,汪琪編輯
圖/張敬果提供

我是廣東五華縣客家人。梅縣、中山和五華地區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因為我祖父在四川作官,我兩歲和全家到四川,從此就在那裡生根了,所以我算是四川人。

我的父親是農人,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父親替每名子女準備了一塊地,所以家裡有七塊地,平時這些土地都租給別人種糧,收的租金吃飯,其他賺的錢就作生意、買馬、買地。我家那邊有一條煤礦礦脈,我們家把產出的煤運出去賣,生意最盛的時候有17匹馬和3個馬伕來回運煤,附近鄉鎮都是用我們運的煤,當時賺了很多錢。

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次我聽到泡菜罐子打破的聲音,原來是我父親要買房子,將放在罐子裡的金子銀元拿出來,但放在裡面時間太久,都黏在一起拿不出來了,所以將罐子打破,我母親拿醋倒在水桶裡,再把金子銀元泡在醋裡,泡三天搖一搖,再泡十天全分開了。我們家的金子現在沒有了,醋的好處我卻記得很清楚!

當流亡學生到達目的地

抗戰開始時我還是個中學生,讀大學時就碰上抗戰最激烈的時期,我們家所在的四川省也成為大後方的心臟。那時候的「大後方」基本上是指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西康本來是落後地區,抗戰時建設得很好。當時的流亡學生有好幾萬;教育部長陳立夫替他們成立許多學校:國立大學、國立中學到處都有,由國立一中到二十二中,全是收流亡學生的。這些學校分布在四川自貢市、威遠和榮縣等地。這三個地方的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廟,能容納三千人,政府在那裡也辦了一個「靜寧中學」,學校裡95%是流亡學生,都是公費分發的;5%是當地的自費學生。這些學校辦得很好,但本地生必須考試才能錄取;很難考。我就是在四川自貢市的「靜寧中學」讀書的。

我們學校附近的永川縣還有「國立十一中」和「國立十五中」兩所學校。永川在重慶和成都中間,但基本上每個縣都有全公費的學校收流亡學生,男生女生都有,除湖北學生,公費生吃住都在學校。每年還發一套制服,書本是借的,到三年級再還。自費生每個月學費18元,算是給教職員的津貼。我們流亡同學中有45個到了台灣,但成材的不多。

流亡學生的故事是這樣的,例如戰爭打到陝西了,家長就把自己的小孩(有的讀中學、小學,有的只有五,六歲)──不論男女,就往火車站或公路車站送,我們村子就有二十幾個。父母親在孩子的外套繡上名子、是哪裡人,三、五十個一群,送到車站,車子來了就把這些小孩帶到安全地區。這些小孩有的連自己的父母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們政治大學有好幾位同事是就是這樣出來的,其中有一位老師大學畢業後,從北京逃出來,和另兩個女孩結伴同行,她們在西安車站看到一大群孩子,其中五個──三個女孩、兩個男孩擠在一起,都只有八歲,就將他們從西安一路帶到台灣來,從小學供到大學畢業,了不起!

政治大學一位教授告訴我,他們走川陝路出來,夜晚看哪裡有草地就睡哪裡,三、五十人組成一群,大家輪流守夜,相互照應。路上隔一段距離就是這樣一群人。

圖二 1938年,一位教授在野外向學生講課,地點不詳。(Rorbert Capa, CHINA. 1938. Dr SHIH Lecturing. 1938. JSTOR, https://jstor.org/stable/community.9881619, 26 May 2023擷取.)
圖二 1938年,一位教授在野外向學生講課,地點不詳。(Rorbert Capa, CHINA. 1938. Dr SHIH Lecturing. 1938. JSTOR, https://jstor.org/stable/community.9881619, 26 May 2023擷取.)

住解決了,吃呢?路途中老百姓會供飯,但是一批批學生走了一批又來一批,最後把老百姓吃垮了,沒辦法大家只好一起吃芭蕉樹的根,芭蕉根沒有毒,大家都吃,等有了米再恢復吃飯。老百姓供飯是政府的命令,政府說等抗戰勝利後會補償他們,但是抗戰勝利後繼續打共產黨,承諾的補償也隨之落空。

政大一位同事就是這樣是從河南流亡出來的,因為家鄉沒有飯吃,大家只好一起逃,結果越逃人越多,人越多行進的速度越慢。他們從河南流亡到陝西,接下來沒別的選擇只好走川陝公路;路很艱險、很窄小,但是比較不會遇上戰事。當年諸葛亮到陝西打仗就是走這條路,到大後方的四川省也比較近,一般人得走一年多才到得了川北。

川北的閬中縣一帶是大多數流亡學生的目的地。閬中縣是川北最大的縣,那邊是高山,除了到成都一條路和到陝西一條路,沒有別的選擇,而那裡有東北大學和好幾所學校,專門收留流亡學生。我們政治大學有兩位體育老師當年都是川北國立中學的學生,另外政治系荊知仁和政治系郎裕憲兩位教授也在東北大學讀過。

圖三 林徽因為東北大學設計的校徽。(來自維基百科)
圖三 林徽因為東北大學設計的校徽。(來自維基百科

事實上抗日戰爭開始之後,淪陷區的範圍越來越大。流亡的家庭、流亡的學生和小孩就越來越多。他們不能往南京走,都往大後方的四川流亡,因為在重要路段有楊森的重兵駐守。楊森和王纘緒以前都是軍閥,後方稱流亡到四川的人叫「下江人」,就是長江下游的人,也叫「下腳人」,就是「腳底下的人」。

流亡學校教的內容和一般學校是一樣的。在學校裡,這些95%的流亡學生有時會欺負四川的在地學生。四川學生不會群起反抗,因為四川人不團結。在地學生週六放歸宿假回家,週日晚上回學校,他們會從家裡帶好東西來吃,像糖果花生或肉類,有些壞的下江人同學就會在吃飯時,要本地同學拿出來大家分享,不從就會打。流亡學生是公費,政府每個月發給他們大約15塊錢生活費,後來人太多就沒有了。

當時有很多流亡學生在昆明,昆明在山區,日軍來轟炸,飛機很容易掉到山裡,所以日機多半炸重慶,幾乎每天都有警報,至少三天就會有一次。飛機來之前30分鐘,預先警報會響:一長聲低音,15分鐘後再發緊急警報,大家就得趕快跑。防空洞、樹林,大建築物或反光建築物(如寺廟)都是躲警報的地方,但最好的選擇是躲到樹林裡。我們躲警報會帶醋,因為陰暗地區有很多蚊蟲,用醋噴它們就死了:無論驅趕蟑螂、螞蟻、甚至蛇都有用。有回我們旁邊有學生被蛇咬了不放,用醋噴到蛇的嘴,蛇馬上就放開了。

當年重慶人躲警報曾經釀成慘案;大批人躲進防空洞,日機飛離之後,洞門卻打不開,結果悶死一萬多人。昆明和重慶的山裡也住有很多人,日機轟炸死傷很嚴重。我看過被炸後的情況很慘;那邊有個頭、這邊有個胳臂,身子卻不見了,過一段時間屍體全部爛了。尤其在鄉下,都不忍心去看,死了多少啊,令人傷心!要清理這麼多的屍首不容易,燒都來不及,最後只能往長江裡丟,所以長江裡有垃圾、廚餘、還有死人。

1938年,北平¹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大,後來成為台灣大學和清華大老師的,有好幾位當時都在昆明就讀西南聯大。重慶有它自己的大學,此外在成都(四川大學)、重慶附近的沙坪壩²(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和北碚也都有許多收留流亡學生的中學和大學。

體育大學

民國33年我在四川考插班,上了武漢體育學院,37年畢業。四川有幾所體育學校:重慶大學體育系,國立體育學院和成都體育學院。抗戰開始後學校越來越多,沒有老師怎麼辦?體育學院在抗戰以前讀五年,是初中考的,也有高中畢業考的,讀三年大學畢業,功課都一樣。抗戰開始後,武漢體育學院的幾位老師帶著學生到四川的國立體育學院,將它改成武漢體育學院四川分校。民國34年抗戰勝利後復員,學校遷回武昌,我又在武昌珞佳山的武漢體育學院讀了兩年。武漢除了體育學院,還有農學院、醫學院都在東湖附近,湖面很大。我本來要讀成都體育學院的,但教育部分發我去讀國立體育學院。

抗戰剛勝利時,學生都要復員。當時情況很亂,我們幾十個人包了一部車,車子擋風玻璃上寫著「武漢復員交通車」,但車站很多人沒錢坐車,搶著要上來。我們從重慶南岸沿西南公路到漢口,在長沙時又有很多人來包圍車子、甚至睡在車子前面,不讓我們通過,因為他們也要搭車回家。結果由重慶坐車到岳陽,我們一共耗了了二十三、四天,到岳陽再坐船到武昌,一路上一站站換車,馬路狀況非常壞,都是灰塵。晚上我們住在學校幫忙訂的旅館。學校安排得還好,只是一路上很亂,很多逃難離家的、要飯的。抗戰時他們逃出來,抗戰勝利了都要回家。

圖四 民國37年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辦,湖北省代表隊(張敬果後排左四)參加跳遠,標槍,籃球、排球都入選,張敬果代表田徑,結果沒得獎,不過到了上海處走走,還看了京劇。
圖四 民國37年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辦,湖北省代表隊(張敬果後排左四)參加跳遠,標槍,籃球、排球都入選,張敬果代表田徑,結果沒得獎,不過到了上海處走走,還看了京劇。
圖五 民國37年入選湖北省代表隊,參加上海全國運動會的我校代表(張敬果後排左二)。
圖五 民國37年入選湖北省代表隊,參加上海全國運動會的我校代表(張敬果後排左二)。

看著台灣選手拿冠軍

約24天後我們終於到了體育學院。學校有三百多名學生,都是公費的,但是校園破敗,房子漏水,沒有窗戶、地也不平。我在武漢讀了兩年。學院沒分科系,大家都上一樣的課。民國37年5月5日,我被選為湖北省代表隊的隊員,到上海參加全國運動會,參加跳遠,標槍,籃球、排球都入選,代表田徑,結果沒得獎,不過到了上海處走走,還看了京劇。我記得那年100公尺賽跑,跳遠,和標槍奪到冠軍的,都是台灣選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陸軍第一訓練處當體育教官,當時被選任教官工作的除了我還有五位同學,處長是孫立人將軍。訓練處每三個月召集一批軍官以及士官,教他們新的運動技能,超越障礙;包括爬越高牆,丟手榴彈,鑽鐵絲網(分一公尺和五十公分),走獨木橋和爬竿等八個項目。我們有七、八個教官,只有我能全部做完。

陸軍第一訓練處教官的月薪有70塊錢,那時候的錢很大,我寄一半回家,家人就可以作衣服、買東西了。

抗戰勝利沒多久,國共內戰又起;民國37年底的徐蚌會戰失利後,南京情勢緊張。孫立人部隊被調到台灣,我們隨之失業,吃住都困難。我和三個同學想回家,但是打算先找個工作,等打完仗再回去;上海有我們一位在私立育才中學當訓導主任的同學,所以我們就去了上海。不料到了上海才一個月,炮聲響起,於是三人改變主意,搭上倒數第二班太平輪,到了台灣(最後一班沉了)。那時我的錢都寄回家去了,身上只有10個袁大頭,一張船票就要8個袁大頭,買了船票之後,我只剩下2個袁大頭吃飯。

我是38年正月22日和同學到台灣的。到台灣後沒錢了,吃住又成問題;幸好同行的一位同學存了三十多個銀元。那時候沒有錢包,錢放在身邊怕被偷,他就剪了一段西裝褲的褲腳,縫起來,上面開一個口,穿根繩子當錢袋用;袁大頭和美金就裝在裡面,24小時都繫在腰上。接下來的兩個多星期,我們吃飯都是他請客;很有義氣!

此時孫立人將軍也到了高雄,在鳳山當陸軍訓練部司令。我和同學到台灣後沒工作,只好回到陸軍訓練部,那裡有一個學生隊、一個軍官訓練班和一個軍官隊;沒打仗的軍官都在這裡受訓,我就被編在第四軍官訓練班當教官。當時木柄手榴彈我可以丟擲75至80公尺距離,指揮官說我破了訓練處的紀錄。

鳳山基地佔地很廣,是80軍整理出來的一大片平地,裡面什麼都有,軍營、民居和家畜;每一百人有八名教官。在鳳山我只作了三個月,因為鳳山的太陽很厲害,上課時光膀子穿紅色短褲曬太陽,一天要曬六個小時。兩個禮拜後我全身起水泡,臉上都是。我以為自己要死了,到高雄陸軍醫院檢查,診斷是水土不服、過分營養不良,還有過敏,很多東西不能吃,醫院說要加點營養,但要自己出錢,我沒錢,後來是我一個姓傅的好朋友出錢買的營養品(後來我有還他)。

我進了醫院之後,陸軍訓練部主管看到我的情形,竟然把我開革了。幸好我有一位同班同學,早我一年到台灣,他是台北商專的組長,於是推薦我成為那裡的體育老師。當年我26歲,老師薪水不多,為了省錢,我住在學校,睡在辦公室,姓傅的同學繼續幫我付錢吃飯。幸好後來逐漸發展出一個外快的來源,才逐漸脫離窘境。

還沒當體育老師之前,有天我逛到台北新公園,那裏剛好有一場籃球比賽,一場球賽雙方打著玩,但是沒有裁判,於是他們就找我去客串。從此一場球賽的裁判收入,就從3塊錢、5塊錢開始漲,到民國40年已經漲到20塊錢。由於那時候幾乎每個禮拜六都有比賽:今天是萬華,明天是大安區或信義區,我開始靠作裁判過日子。後來我出名了,當時體育會在開封街,他們認為我當裁判表現很不錯,38年以後的全省運動會,我就是正式籃球裁判,白天我是田徑裁判,晚上是籃球裁判。

我在台北商業職業學校教了一年半,商職的一位訓導主任認為我應該去比較大的學校去教,把我介紹到新竹師範,一年半後,他再把我介紹到師大附中,我在師大附中教了七年,民國47年又轉到到政大,一直到民國74年退休。

民國55年大專足球賽在台南市成功大學舉行,張敬果(最前排中間穿深色夾克)帶政大足球隊參加,得到冠軍。
圖六 民國55年大專足球賽在台南市成功大學舉行,張敬果(最前排中間穿深色夾克)帶政大足球隊參加,得到冠軍。

民國72年退休前,我出了一本《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這本書是由我,以及棒球協會志工張秀錦女士編寫的,紀錄了民國57─71年間台灣三級棒運的發展經過,內容包括各場賽事的記述、歷屆冠軍國手簡介、全壘打統計表和競賽規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舊金山圖書館都有收藏。

圖七 總統送的金牌,張敬果時時配戴在身上。(孫曼蘋攝)
圖七 總統送的金牌,張敬果時時佩戴在身上。(孫曼蘋攝)

去年我百歲生日,總統府派人來給我祝壽,送了我兩萬塊錢紅包、一塊金牌,還有桃園市長鄭文燦也送了一大包賀禮,吃的用的都有。他們告訴我,總統送禮的條件不只是百歲,還必須是對國家建樹有貢獻;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到我。

世界上像我這樣的老人不多了;現在最大的心願,是把離家的故事寫出來,留給後人。


注解

¹「北平」第一次改名為「北京」,是在民國27年,日軍入侵之後;民國34年,日本投降,回復原名「北平」。1949年9月,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又將北平改為北京,在台灣,北平的地名則沿用至1990年代。

²抗戰期間,沙坪壩與北碚夏壩(一說江津白沙壩)、成都華西壩、漢中城固壩並稱「抗戰大後方的文化四壩」。光沙坪壩就有重慶大學、重慶師範大學和西南政法大學等幾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