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小花:我的爺爺張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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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家庭合影,由左至右分別為曾祖母楊氏、某親戚小孩、曾祖父張金銘、姑奶奶張秀蘭、爺爺張文學。拍攝於1940年代,河南省開封市杞縣。
圖一 家庭合影,由左至右分別為曾祖母楊氏、某親戚小孩、曾祖父張金銘、姑奶奶張秀蘭、爺爺張文學。拍攝於1940年代,河南省開封市杞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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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毓中
圖/張毓中提供

陰雲盤旋著,一眼看不到盡頭。破損的城市在夜裡終究飄下雪花,小花偎著牆角,哈出霧氣,手裡的饅頭吃了三天,冷硬的像是塊白磚頭,他分成幾口吃完,身邊的同伴裹著軍大衣,向往來稀疏的行人行乞,喃喃說著:好心人,發發慈悲吧。但沒有人理會他們。

通常他說到這裡,我就已經不耐煩了。

我的爺爺張文學,是個不擅於說故事的人,他傾訴想法,卻不能將字句組織成有趣的話語,搭上河南厚重模糊的鄉音,從記憶中回溯,爺爺總是坐在老家的白色餐桌旁,若有所思地咀嚼著花生米,偶爾我會央求他說個故事,而他也只會說一個故事:可憐的小花。

幾乎所有的家族成員都聽過可憐的小花,從我、弟弟到表姐妹,甚至是父親、姑姑,兩輩人共同的記憶都建築在這來回反覆、版本不同的故事上,每當我問起父親,說你記得可憐的小花嗎?他會哼一聲,說在小時候聽過好幾次了,但卻沒有人想得起來那是個什麼樣的故事,只記得曖昧的敘述中,有一個叫做小花的孤兒。

小花是因為一場遠方的戰爭成為孤兒,在爺爺狹窄的童話創作裡,像極了賣火柴的小女孩或灰姑娘的變形版,場景裡有條大河,小花與他的朋友們困在城市角落裡,在渡水之前搜索物資,他們甚至到戰壕裡翻找死人的口袋,下雪,寒冷,飢荒,小花輾轉流離,奇怪的是情節從來沒有成功渡過那條河。

沒有人喜歡聽這故事,也因此沒有人真的有耐心聽完過,更別說下落不明的結局,小花的故事彷彿一杯煮壞了的咖啡,酸楚而苦澀。

但即便如此,爺爺只有這個故事。

我問過爺爺河南是什麼樣子,他向我描述,咱們家就在黃河邊上,黃河是條好大的河,河水黃濁濁的,撈起來都是泥沙,老家的大棗特別甜。姑姑則告訴我,以前爺爺第一次返鄉,用玻璃瓶裝回來一罐黃河水,興奮地告訴子女說這就是黃河,捨不得倒掉,最後水都臭了。

如今,在他離開後第15年,我從無數照片、信件、口述中再次拼湊這人的模樣,才更加確信了爺爺是多麼缺乏創造與想像力,是個多麼匱乏於訴說的人,他所反覆講述的那無人聆聽的故事,充斥著戰壕、逃亡、飢餓、寒冷與顛沛流離的情節,根本不是安徒生童話的劣質變形版本,更不是從哪裡借鑒或背誦下來哄孩子的材料。

那是真實的人生。我的爺爺,他就是可憐的小花。

爺爺成長於一個河南開封的一戶平凡人家,在他的童年,每天上午年幼的他都早起整理居家,將柴火在角落堆好,再到後院菜園子拔草,曾祖母楊氏蒸紅薯,又和了碗麵湯給丈夫跟兒子當早餐,自己則在門邊搬張小板凳,接著給人補鞋底、做刺繡,笑吟吟地看兩人出門。

平淡的日子並不長久,隨著盧溝橋事變、日軍進犯上海的壞消息在人們口耳間流傳,物價開始變得不穩定,大街上出現了陌生的乞丐,遠方饑荒的哭喊若隱若現,楊氏心想,動盪的日子要來了。

日軍侵華的陰雲從北方襲來,籠罩在這本就貧瘠的土地上空。

一處處碉堡便逐漸在爺爺童年的視野中豎立起來。國民黨杞縣政府揚言備戰,徵召壯丁集訓,強制要求士紳、村民認購救國公債,以法幣三萬元修築多處防空洞、堤防等工事,中共也自發組織起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興辦抗敵幹部訓練,然而這一切的惶恐與努力,卻在隔年的六月崩潰了。

那一聲劃破夏日清晨的槍響後,短暫的交火聲很快平息,緊接著國民黨政府、軍隊撤出,日軍進駐杞縣,正當將領喜滋滋地要以無線電彙報戰果時,他們沒想到的是黃河氾濫的大水漫過東南方無數村莊,阻緩了後方戰車與槍砲補給。

蔣介石命人炸開黃河花園口河堤,以水勢阻撓日軍的腳步。這是萬不得已的下策,高層恐懼這千年來難以馴服的凶獸一旦失去控制,損害怕是難以估量,但戰事膠著,他們只得硬著頭皮炸開,果不其然,泥濘的策略奏效,也無情地淹沒農地的莊稼。

「日本人是魔鬼。」曾祖父告訴爺爺,「魔鬼要來了。」

在很久以後的回憶錄裡,爺爺寫道,民國26年十二月中,日本鬼子進逼豫東。他憶起當時,日軍打進城內之前,天上先有一隻觀測氣球。接著,日軍在大雪中攻進城內,進行了可怕的屠殺,特別是對年輕男子毫不留情。只有那些能夠跑進天主堂,由神父保證不是「老毛子」的人才得以倖免。因為天主堂神父是義大利人,屬於軸心國之一,所以教友因此獲得了不被殺害的特權。

杞縣淪陷當晚,他們打包了幾塊乾饃,隨一眾驚懼交加的村民們趕往教堂。教堂裡擠滿了飽受折磨的靈魂,擁擠的人群散發惡臭,爺爺蜷縮在角落,放眼望去,神壇前幾名受傷的男人懨懨一息,血腥味招來蚊蟲,肆意在瀕死的人身上產卵,人們睡到一半時常因痛癢而驚醒,翻過身發現肌膚上佈滿黑色芝麻粒,成群的跳蚤附在上頭,一捏爆血漿就流滿指尖。

教堂裡的義大利神父心地慈悲,盡可能收容了難民,到後來幾乎沒有任何餘地,人踩在人身上通過,婦人啜泣,老嫗兩眼空洞,只有與父母走散的孩子毫不顧忌地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卻蓋不過教堂外日本的鐵蹄踏碎農具的清脆聲響,他們用軍刀剖開懷孕婦女的肚子,將胎兒連同肺腸拉出,曝曬在家人販賣蔬果的那條路上,肉販攤位擺著一列被斬下的頭顱,淌下鮮血的吸引密密麻麻的蒼蠅,沿途的宅子裡不斷傳出女人淒厲的尖叫。

據杞縣縣誌記載,僅在那一個月裡日軍劫掠、姦淫婦女無數,屠戮周邊326個村莊,無辜平民死亡人數430餘人。那年八歲的張文學在教堂裡聽著徹夜痛嚎,人生中第一次對戰爭有了清晰的印象。

比起子彈,讓平民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的是疫病與饑荒。

1942年,杞縣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蝗蟲在土壤裡變異,變得兇殘無比,漫天飛過將本就歉收的糧食吃盡一空,餓紅了眼甚至撕咬起路邊的屍體。花園口決堤後,黃河無法再發揮水利調節作用,農地大片荒廢,流民四散淪為土匪,聚眾在城與城的通道交界處攔路搶劫,他們再也沒有多餘的眼淚,失蹤成為常態,消失的數字全變成鄉間的野鬼孤魂,此時距離戰爭結束竟還有一千多個日子。

那一年,我的爺爺15歲,在戰亂中成長的他,童年隨日軍投降也一併匆促地結束。

年幼時父母送他到私塾學習,讀孟子、詩經、珠算。到了民國28年,他轉入天主教聖類思小學,後來,他考上了縣立杞縣中學。民國31年,他在眾多考生中成功坐上了備取的紅椅子。整個縣只有一個初中,附設四年制簡易師範在內,全校僅有七班。

他曾提出過從中學畢業後就回家幫忙,但是在曾祖母楊氏的堅持下,爺爺選擇繼續升學。升學意味著家裡少一個生產力,本就貧困的家中更要為此負擔孩子的學費、生活費,他心裡很清楚,可或許是看到戰爭時期農民百姓的無力,在那時的河南省識字率不高,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在鄉鎮裡擔任教員,教職不僅穩定還很體面,他知道若是不把握,未來依然是重複著這幾年家人的飄搖動盪,但他心裡有太多放不下的東西;他猶豫著。

繼續前進吧,曾祖母握著爺爺的手說,「別像我們一樣」。

爺爺聽明白了,點點頭。幾個月後他考上河南省立開封高中,楊氏將幾件家中最體面的衣服縫補好,整齊地收進布包,他擁抱父母親,摸摸妹妹的頭,承諾以後不時回來看她,那時的妹妹剛學會喊一聲哥哥。

民國35年,爺爺到開高報到。從入學開始,曾祖母從未親自到開封來看他,但經常找算命先生為他卜卦。

算命先生預言說,她的兒子張文學,將來會遠離家庭,獨自到東方闖天下。預言還說,他們相見機會不多,因為這個孩子的命太(孤)獨。於是,在爺爺讀高二的那一年,曾祖母為他安排了一場親事,是小西關的一個女孩。她想要綁著他的命,不讓他離家太遠,但他從來沒有與那女孩有太多的交往。對爺爺而言,那僅僅是往日記憶裡,母親的一廂情願而已。

1948年,內戰的預感在街頭巷尾間擴散,席捲中原大地。

對日抗戰結束後的和平與歡欣並未維持太久,報紙上開始出現蔣介石裁軍的消息,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國民黨的賄絡、貪污等醜聞,六月解放開封戰役打響,在初戰告捷後,蔣介石卻命令空軍不顧一切投彈20噸,大量民眾死於戰火,國民黨軍重佔開封後,強迫隴海鐵路職工修理鄭汴鐵路段,因職工無法維持生計,引發4000人罷工抗議。國民政府發布金圓券代替法幣後,市場物價更是暴漲,開封處處民怨四起。

爺爺沒有想過劇變來得如此猝不及防,他和其他學生一樣,以為這些都只是暫時的騷動,他們很快就會回歸日常生活,就像童年經歷的日軍夢魘,惡夢會在醒來的時候結束。

但時間終究來到了那一天。那日操場上晴空萬里,所有的學生集合在講台前,台上校長的臉色卻沉鬱,他先是說了些愛國和學校精神之類的宣講,之後退到後方,一名身穿軍服的男人走上前,說學校即將遷移,在國民黨軍的保護下進行教育,他大罵現在共匪橫行,鼓勵所有有志於學的年輕人站出來報效家國。

這並不是強制性的,男人重申,不願意走的學生可以回家,但開封高中將會停學一段時間,「你們的師長會與我們同行,政府軍一定會保護學生的安全與教育」。說罷,男人將話語權交還給校長,校長說,各位學生必須在今天做出決定,願意跟隨校方的請與師長報名。

爺爺那時腦中一片空白,他不知所措,想起父母與妹妹的身影,父母不在身邊,他只能自己做出決定。

若是不跟國民黨軍走,那就只有放棄學業回到杞縣,等到戰禍過去他可能成為一名農民,繼續挨餓與貧窮的日子,但戰爭要持續多久呢?或許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很快就結束,也可能持續很久,若是跟著國民黨軍走,學業可以得到保障,師長跟同學也在身邊,等戰爭結束後回家做一名教員……

1948年5月20日,開封為劉伯承所破,國民黨駐守的68軍119師、143師戰車第二團、交警六總隊,全部經由隴海鐵路向東撤往徐州、南京而至上海,爺爺一眾流亡學生還一度輾轉到漢口、長沙,之前他們也是不滿內戰,在開封龍亭與對面的68師對峙過,之後,經劉汝明收復開封,成立聯合高中,他們吃軍糧再向東走。

徐蚌會戰到來前,南京城就已經進駐了很多外來的單位,各地學生如同乞丐,滿街亂軍,穿軍裝的特別多,每個人臉上都掛著流離失所的無奈。

南京是國都,爺爺的學校由漢口渡江,落腳下關,但依然是仰賴軍事單位,因為他們可以每天管兩餐半飽。爺爺在後來的回憶裡寫道,說來真是可憐,退也無路可退,家是越來越遠。那時已是民國38年二月,臨時編組的裝甲車部隊、裝甲兵子弟學校,以及國立聯合第二中學,就在二月中開進了上海,首先進駐徐家匯,他第一次體會到上海之大,確實絕非其他都市可比,要是以河南開封論,從西北城腳的龍亭,直接不轉的開車到大南關火車站,最長也不過一個多小時而已,但他們在上海下了車,轉乘汽車開了半天的時間才到法商學院,這才只是上海的百分之一。

上海這時是繁華都市,又好像新的戰場重建,以前的13軍長湯恩伯被任命為淞滬杭警備總司令,被要求組織戰事,想應是為了阻止解放軍進入,但他們真正重點的工作卻是搶運上海的金銀財寶、重要物資,甚多軍事裝備也陸續向張化濱碼頭集中,爺爺在碼頭上親眼看到,用繩籃向船上吊運木箱時,斷纜時箱子張開,散落滿地的銀元。

圖二 張文學(二排最右)與隨國民黨離開大陸的學生兵,1940年代攝於河南省開封市。
圖二 張文學(二排最右)與隨國民黨離開大陸的學生兵,1940年代攝於河南省開封市。

接下來一年裡,這些坎坷的路在後來爺爺說給孫子聽的故事中,被轉化為可憐的小花的背景,國民黨軍給了他們兵籍身份,先前保障教育的承諾落空,他們需要靠搬運炮彈與槍械換取溫飽,爺爺先是擔任戰車兵第二團學生兵大隊二兵,又在隔年升為補給連下士,他在戰場的邊緣與同學翻撿屍體上有用的物資,也曾見過誤闖防線被流彈打死的孩子。

作為學生,他們沒有受到完好的教育,作為士兵,許多人根本沒經過訓練,不會拿槍射擊,甚至沒有一套完好的軍服,當時他們並不知道國民黨軍在各地節節敗退,只是在上級開會時的耳語間,不斷聽他們提及剿匪、徐州、淮河以及上海,軍官焦急地重複一定要想辦法抵達,上海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為搬運貴重文物、大量黃金,以及未來反攻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國民黨軍此時內部也很混亂,每天營裡都有逃兵,但他們已經無暇顧及,當一群流亡學生終於抵達上海,知道其實是要撤退時,許多人都哭了。聯合高中裡的孩子來自浙江、安徽、河南等地,戰時多條鐵路中斷,他們不知道回家的途徑,手上更沒有半分錢,上級收到命令讓學生登船,卻沒人管學生具體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到此時,爺爺已沒有其他退路。1949年4月10日,他踏上招商局三千噸的貨輪,登船的次序是場災難,富商帶著珠寶、子女乞求逃命,一旁還有老百姓想闖入船艙,據守在船前的軍官揮舞槍桿,厲聲驅趕群眾,同時低頭暗示賄賂的價碼,等到全體上船後他們清點人數,起錨出航。

到岸

貨輪上的環境惡劣,讓人聯想到四百年前運送黑人奴隸的西班牙帆船,婦孺、男女全擠在船艙與甲板,他們許多人身上還穿著從北方帶來已數月未洗的破爛冬服,混合著皮屑散發著惡臭,飲用水與糧食匱乏,生病者不分男女在船側拉痢,屎尿滋生細菌,導致更多人腹瀉高燒,他們意識模糊,等待著不知何時才能靠岸。

他在甲板上,炎熱濕悶的海風讓衣袖黏膩,他忘記上次洗澡是什麼時候,搖晃起伏的地面令人想吐,眺望大海可以緩解噁心,張文學曾在課本上讀過古人對海的描寫,想像那一望無際的湛藍水面該是多麼心曠神怡,可當他第一次見到海洋,他感到的卻是深不見底的絕望。

1949年4月24日早晨,貨輪於基隆港靠岸,這座島嶼的名稱叫做台灣。在那段時間從大陸撤往台灣的120萬外省族群,自此開啟兩岸親人分隔長達40年的序幕。

我們張家也從這裡開始扎根;從張文學操著一口不流利的普通話,學做一個台灣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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