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連結】「父親的相片簿」:二戰時代龐大「農業會」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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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第18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左三)視察宜蘭農林學校。長谷川於1943年頒布《臺灣農業會令》,促使「農業會」這個龐大組織誕生。(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OpenData,裁切底部)
圖一 第18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左三)視察宜蘭農林學校。長谷川於1943年頒布《臺灣農業會令》,促使「農業會」這個龐大組織誕生。(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OpenData,裁切底部)

文/吳昱佑,羅國蓮編輯

台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以前,僅有由地方人士合資成立的水利組織。日本殖民台灣以後,除了頒布法令,使各地水利事業不再為私人所有之外,為達到「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帝國政策,亦介入地方農、林、漁、牧業成立產業組合,使各地第一級的產業公會在組織、運作皆具濃厚官方色彩1。1900年代,各州、廳農會陸續設立,成為戰後縣市農會前身;1913年以降,殖民當局進一步扶植各街庄設立產業組合,而這些組織大多於戰後變為鄉鎮農會。2

隨著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糧食、原料短缺的問題一步步考驗深陷戰爭泥淖的日本當局。除了提倡節食、進行管制等「節流」政策外3,當局也試圖於帝國境內展開增產的「開源」。其中,一元化各個第一級產業團體以加強統制,就成為政府的主要手段。

在此風潮下,1943年12月29日總督長谷川清公布《臺灣農業會令》4,令各地農會組織、畜產會、山林會、青果同業組合、製茶同業組合等合併5。隔年,「農業會」這個超大組織正式誕生,從上至下分成台灣農業會、各州廳農業會和各街庄農業會等三個等級。蘇耀星先生所在「新竹州農業會」屬於第二級,該會下設農業部、林業課、畜產部、茶葉課、果菜課與金融部等單位,可說對農村經濟方方面面無所不包!這便是何以「獅潭家畜市場」會歸為新竹州農業會下轄的原因。

龐大而且掌握豐富資源的「農業會」,在戰後成為國民黨與台籍菁英的競合之地6。而新竹州農業會於1946年改組為新竹縣農會,1951年再依台灣省行政區域調整劃分成立新竹、桃園、苗栗三縣農會。7

日治時期畜牧業與「家畜市場」

早年台灣的畜牧業者多為「家庭式農場」,也就是市場上的畜牧產品多來自農村中的個別農戶。由於個別農戶在選用養殖品種、投餵飼料的方式不一,造成品質參差不齊。但是這情況在殖民者推動科學化、標準化的養殖方法之後,台灣畜牧業從選種、養殖到交易的方式遭澈底顛覆。在選種方面,日本殖民者大量引入盤克夏豬(Berkshire);盤克夏豬與原生豬雜交後,從此改變了台灣養殖豬隻的主流品種。另一方面,殖民當局並透過各地成立的產業組織與保甲及警察,防止口蹄疫等豬隻疾病傳播8。

圖二 獲得比賽冠軍的盤克夏豬。1898年日本盤克夏豬種被日本人引入台灣,1909年台灣開始生產此豬種與桃園種的雜交肉豬。1959年盤克夏豬在台灣滅絕,至1996年才重新從美國進口此豬種。(來源:維基百科)
圖二 獲得比賽冠軍的盤克夏豬。1898年日本盤克夏豬種被日本人引入台灣,1909年台灣開始生產此豬種與桃園種的雜交肉豬。1959年盤克夏豬在台灣滅絕,至1996年才重新從美國進口此豬種。(來源:維基百科)

在交易方面,殖民者利用發給執照,控制豬農與屠戶在「家畜市場」中的交易。屠戶、豬肉零售商與一般民眾僅能在一般市場或零售攤交易。「家畜市場」中協助豬農與屠戶貿易斡旋的要角,早期由仲介商擔任,後來畜產會等產業組合變得越發重要。到了戰時,強大的「農業會」不但干涉斡旋,更承擔起部分豬隻調配管制的任務9。此外,「家畜市場」對於台灣畜牧界常見的買賣「作弊」,如將豬隻灌水以增加其重量,亦明文禁止。總而言之,在日本殖民當局管理下,畜牧業漸漸朝向規範化、標準化邁進,而這都是殖民者得以在戰時管制產銷的關鍵因素10。


【延伸閱讀】

一、專書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台北:國史館,2011。

二、論文
小池拓人,《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胡忠一,〈臺灣農會發展史〉,《檔案半年刊》13卷1期(新北,2014.03)。
陳明達,《日治時期台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台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1939-1945)〉,《國史館館刊》52期(台北,2017.06)。
黃仁姿、薛化元,〈戰時與戰後初期臺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1941-194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1期(台北,2019.05)。

三、網路資源

黃仁姿、薛化元,〈近代臺灣的農業與農會〉,國立臺灣圖書館,https://wwwacc.ntl.edu.tw/public/Attachment/231311444726.PDF,擷取時間:2023.12.06。
新竹縣農會,〈關於我們〉,新竹縣農會,https://www.hcsfa.com.tw/index.html#,擷取時間:2023.12.06。


注解
1 黃仁姿、薛化元,〈戰時與戰後初期臺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1941-194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1期(台北,2019.05),頁121-172。
2胡忠一,〈臺灣農會發展史〉,《檔案半年刊》13卷1期(新北,2014.03),頁20-33。
3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台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1939-1945)〉,《國史館館刊》52期(台北,2017.06),頁33-72。
4(編注)《臺灣農業會令》見於昭和18年(1943)《臺灣總督府官報》第522期,完整內容可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瀏覽。
5黃仁姿、薛化元,〈近代臺灣的農業與農會〉,國立臺灣圖書館,https://wwwacc.ntl.edu.tw/public/Attachment/231311444726.PDF,擷取時間:2023.12.06。
6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台北:國史館,2011),頁27-48。
7〈關於我們〉,新竹縣農會,https://www.hcsfa.com.tw/index.html#,擷取時間:2023.12.06。
8陳明達,《日治時期台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9小池拓人,《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10 陳明達,〈日治時期台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