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炳靖
圖/陳炳靖提供
第六劫：日夜高燒，無醫脫險
1943年10月中旬，越南法軍經其巴黎的法國維琪政府，依照國際公法將我引渡與日軍，敵人將我自「海江」法軍陸戰隊的醫院押送至河內的敵人軍方醫院，不久一越籍男護士將一個冰袋放在我的前額之上，另將一杯水放在我的床邊的小桌之上（法軍已通知日軍，我已經開始患病發燒了）；當時大病房之內已有八至九位操美語的白人（是否為上月，本航空隊的308轟炸隊在無戰鬥機掩護下，空襲海防港後，敵人擊落五架B24轟炸機的隊員，不得而知；每機共機員10人），他們恐怕被我傳染，又不明白我的身份，而離開他們的病床，集合在房間的另一角落。次日高燒終日，不醒人事，第三日我稍微清醒，才知道該越籍男護士每日兩次更換冰袋，放在我的前額之上，並用手勢叫我飲水。我感到我在退熱之中，但全身疲倦，恍如隔世，高熱無醫仍能脫險，難以置信。第四天清晨，敵人以小包車送我至河內機場的候機室之內，爾後遇到第76中隊的Benjamin Stall少尉，兩人被敵人以雙發動機的小型機押送至南京、敵人憲兵隊的地下囚室（途經廣州及台灣）。
第七劫：死後復醒、急救重生
1943年10月底，敵人將我與Stall少尉兩人自南京押往上海江灣的美軍集中營（雖然我堅持為中國的空軍，但敵人仍認為我是美國籍的華僑），美軍戰俘扶我進一間簡陋的病房之內，美戰俘軍醫遂即到達，檢查我的右肩被敵人暗害而開刀的腐爛傷口，立即予以消毒傷口，並夾出一塊小彈片給我看，他搖搖頭嘆息，暗示敵人卑劣行為。日後我感到精神恍惚，不思飲食，終日沈睡。大約第七天的下午，我以為作了一個夢，我在一大黑洞中不斷向上飄飛，直至看到一片白色的光芒」。將近黃昏我朦朧地聽到有人不斷叫我，「Lt. Chen」（陳少尉），我只看到兩個人影站在我的床邊，又不斷地問我的血型為何，我最後答覆他們「O型」。當夜美軍醫以簡陋的輸血裝置，為我輸血一次，隔了一天，又輸血一次，美軍醫隨即離開，但男護士留在我的床邊守護，並且告訴我：「你能生存實屬幸運，因為你的血量只有28%，一般血量低於32%必然死亡，況且獄中人人健康惡劣，無血可捐；僥倖地找到兩位在廚房中工作的上士，血型與你相同。」我衷心地感謝他與該軍醫，惠予急救的恩典。
戰後我看到Reader’s Digest（讀者文摘）的報導，依據美國醫學界對極少數病人已經證實死亡，但又復生的共同體驗，與我過去以為作了一個夢的體驗完全相同。可見當時病房內有人發現我已經死亡，才通知美軍醫。當我復醒時，美軍醫與男護士兩人正站在我的床邊。倘無輸血急救，我不可能生存。
第八劫：人間地獄，重見天日
1943年11月中旬，敵人派專員到上海江灣美軍集中營，對我審問：「你為美軍抑或為中國空軍」？我仍堅持我的身份為中國空軍。次日敵人將我押送往南京的老虎橋監獄（專為囚禁華中地區戰場上被俘的國軍），交予獄內自行管理的國軍戰俘總代表，總代表當天安置我在總代表室隔壁的書記室內單獨住宿，次日又宣布我為書記長（有名無職的職位，旨在避免出外勞役）。此監獄共有十餘幢大獄屋，每屋可容納戰俘百餘人，以泥土的地面鋪上稻草為床，前部為戰俘集合的大廣場，與總代表的獨立小屋（書記室亦在其內），獄周圍為六米高的圍牆，牆外有大水溝環繞（防止挖掘隧道逃亡），外圍再加鐵絲網，誠一罕有的大監獄。
當時獄內有八百餘戰俘，每日三餐，早餐只有稀飯一小碗，午晚各一小碗劣質的米飯，一小碗水湯（大蔥、菜葉數片），醫藥全無，更無紗布與任何消毒藥物。凡負傷的戰俘入獄之後，數月之內必然死亡，獄內惡疾傳播（瘟疫、傷寒等），每年因飢餓與疾病而死亡的戰俘達25%~30%之間，經常有新的戰俘入獄與不斷的舊戰俘的屍體運出獄外，堆埋在郊外雨花台的山坡，誠一人間的地獄。
我入獄一年之後，由於流血過多，營養全無，體力極度虛弱，消化機能衰退，雖然總代表每餐分配二三小碗的米飯，但我只能吞食一小晚，每日臥床度日，腦海一片空白，等候死亡的降臨。因入獄者絕無出獄的可能。1944年底某日我患病高燒，由於獄內惡疾流行，我肯定死期已屆，但能在人間的床上去世，自感欣慰，而非死在深山黑洞之中或被猛獸攻擊而亡。次日深夜一國軍護士（實為軍醫，因戰俘均虛報姓名，軍職與階級）突然出現在我的床邊，低聲說明要為我注射藥劑，他也不瞭解是何種藥劑，我問他：「何來此藥劑？」，他回答：「有一名為護理背景的台籍日兵，他已知道你的可能病源為獄中普遍的疫症，特地偷取了此藥劑，請我替你注射，但萬不可外洩，否則他會被日軍槍決，」他連續數夜為我注射此藥劑，我終於退燒而康復。事實證明台灣同胞仍具有黃炎子孫的民族氣節，此乃歷史的鐵證。
倘無各屆總代表的暗中保護，提供充足的米飯、安置我在書記室內單獨住宿，又安排少年戰俘（部隊的勤務兵）侍候我的日常起居與飲食（因體弱又右肩一塊彈片仍留在肩部之內而左手無力撐身起床），我絕無可能在獄內生存；倘無台籍日兵的冒死相救，我早已葬身在雨花台；我在獄中度過21個月而重見天日，端賴他們的暗中救護，他們的義氣與恩情，我終生永誌不忘。
第九劫：夜間迫降，有驚無險
1957年春，當我任職我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陸海空軍武官任內，突然接到本軍總司令的命令，令我返國觀察國軍在南部的演習，（旨在瞭解國內的軍事狀況，有助我與菲國三軍的聯繫與交涉，尤以阻止菲國的海軍派兵暗中佔領我國南沙群島的陰謀）。並於次日夜間搭乘我國第十空運大隊的C─46運輸機返台，當時機上乘客只有我一人，（我國運輸機經常往返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當夜飛越台灣南部的上空約二時餘分鐘之後，該運輸機的左邊發動機發生故障而停車，當時只賴右發動機向下飛行，最後難免迫降地面，但在黑夜又看不清地形的情況下，迫降著陸時，非重傷則死亡，當時憂恐交加，約十餘分鐘後，發現前下方為白光閃耀的機場跑道，遂即順利著陸嘉義機場。倘左發動機提早停車，必然迫降在南中國海之中，無疑將葬身深海，倘延遲十餘分鐘停車，而迫降在黑暗的臺島陸地上，則非傷則亡。回憶該運輸機左發動機發生故障的時間、與接近嘉義機場的距離的巧合而逃過一次劫難，誠蒼天再次保佑而賜予我生存。當夜該空運大隊派專機組的組長王禀琳同學，自台北駕專機至嘉義接送我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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