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淑華
圖/陳淑華提供
出生地：艋舺龍山寺旁，青草巷附近，成建於乾隆年間。4歲左右遷離。4歲至初三期間，住桂林路168號，左方是淡水河，右側是華西街，大名鼎鼎，黑道活躍的芳明館及花街“寶斗里”，均在範圍內。
高一起至1970年，住貴陽街2段234號。貴陽街是台北市最老的街道，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從淡水河口上岸開墾，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貴陽街被劃入「遊廓」〈即風化區〉內，大街小巷有不少妓院。貴陽街至今仍遺留洋樓建築，傳統雜貨小販、糕餅店、香鋪等，如「新協和藥行」、艋舺教堂、青山宮等。
因外婆家在康定路剝皮寮附近，又，小學就讀於廣州街龍山國小，所以也常遊逛於那一大區塊。
＜1937─1949＞
年幼時不懂得問，求學時無心問，成家後無暇問，入老後想問，已時不我予。自家的遭遇，勉力拾掇也單薄，但仍不失點滴。
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空襲，據美軍第五航空隊《Fifth Air Force-Air War against Japan》記載，自1944/10/12至1945/08/10，美軍總共在台北投彈310噸，死傷4,055人，艋舺龍山寺也嚴重受損。其時，我正在娘胎中，住家在龍山寺側。沒問清楚，當時，娘及祖母，大哥和我，是否已“疏開”到九份，如二戰期間不時要逃難一般？抑或因事出突然，一家人仍住萬華青草巷附近？總之，我成長於憂患，個性如急驚風般，或與母胎內忐忑，不得安生，不時要逃難有關。
母親是養女，原生家庭為九份煤礦人家。二戰期間“疏開”，那就是我們的避難處，獨留父親在台北掙錢養家。母親說，懷我時，有一次礦區台車翻覆，母親摔落後爬起，再奔跑，而我竟無恙，顯見生命力頗強。另外，我靈敏，運動神經好，心臓先天有疾，出生時臍帶繞頸…是否也都與戰火中，在母胎中的遭遇有關？
父親稍長後，便被迷幻於鴉片，需錢孔急的祖父質賣給一個鹿耳島來的牙醫師，飽受欺凌，拳打腳踢是家常便飯。戰火中，他必須留在台北工作掙口糧。幼年時常見父親拿出一個臂套來，說，那是救護隊的標幟，只要警報響起，便立即戴上，衝出去集合待命，協助救援傷患。
光復前，因各種因由，我的原生家庭一直處於十分悲慘的境遇中。客家籍的祖母不知為何，要與唐山過台灣的祖父“送作堆”，生育了五個孩子，遭祖父棄養；長子與次子先後早逝；身為么子，出生於民國元年的父親，自懂事以來，便被迫要與祖母一起苦撐家計；二戰爆發前，父親娶妻，生養了一子一女，又因當時傳染病肆虐，兒女分別得猩紅熱，百日咳，大哥後來獲救，但他的母親因照顧妹妹被感染，二人先後去世。也在那同時，與外遇同居於大稻埕的祖父病逝，家人不得不去接回安葬。父親說：那時家境十分困窘，家人接二連三趕著去世，棺木都買不起，只能薄板釘釘埋葬。父親說：那時不少人都是草蓆裹屍，草草入土。
我出生於台灣光復那年的年底，呱呱落地時，一家人與大姑的家庭分租一層樓，兩家共用隔板上一盞20燭光的電燈，而父親是齒牙技工，大姑靠縫製旗袍維生！
有一事，一直不明白：祖母把她的長女送給了“妗婆”，卻又領養了大姑姑，為何？當年處處可見養女，她們都低調，認命地埋首工作。
抗戰勝利，在台的日本人要被遣送回國。一個日本人，要把他和台籍女子剛生下的兒子送給父親，不巧我也剛降生，父親只能轉手給了比鄰而居的大姑姑。那個叫“臭狗章”的男孩，是我搬離出生地前，最好的同伴。我們常手牽手，坐在樓底下房東，印刷廠門前的“戶定”上，無聊地四處張望。五歲左右，我家遷新居，二人往來相送無數趟，直如現實版的十八相送。
遺憾，“臭狗章”不好學，不學好，成長後來往漸疏，終至完全不聯絡。聽說後來他改姓姑父姓氏，與親生父母親再無瓜葛。他的母親應是風塵女子，父親也不過是逢場作戲。領養他的姑母極愛他，但人人喊他“臭狗章”，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世，這對他後來的身心發展，以及之後的不務正業，是否也有影響?
我原生家庭興起，和台灣光復有絕對的關係。光復後，父親習得一身技藝，掙脫了日本牙醫師的魔掌，開始自行接Case。最多時，每天要騎著老舊“自轉車”，巡走西門町，大稻埕，新生北路和板橋，到牙醫診所收件，送件，又因節儉過度，終至染上肺結核。不能倒下、沒有資格療養，他繼續熬夜奔波。童年時，大清早，要和父親到淡水河畔呼吸新鮮的空氣，常見他自己手綁橡皮管注射，就為了控制肺結核，終於，後來，自行結疤痊癒了。
祖父是清末人士，來台後依然吸鴉片，另一個案例是母親認養方，住剝皮竂的舅公。去外祖母家時，常見他鬼鬼祟祟，手捧道具，閃入廁所，許久後才出來。大人們說：他是在吸鴉片。
日據時代受教育者似乎不多，能小學畢業就不錯了。也是外祖母認養來的阿姨，畢業自“第三高女（今之中山女高）”，自來就有高人一等的氣勢。至於今之北一女中，當年叫「第一高女」，只有日本人能就讀。聽說日本人愛才，常將優秀的台籍子弟送往日本深造。我的大伯父就是其一。於“帝國大學（今之台大）”畢業後，被揀選到東京修習政法課程。可惜，福份不足，在一次下電車時摔倒，腦震盪，不久後便棄世。
必須說：大日本帝國在殖民台灣時，推動的皇民化運動是成功的，不少台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都被同化了。印象中，父執輩終其一生，多以日語為主，台語為輔交談，大多不會說國語。後來，台灣蒸蒸日上，在言談間，他們依然懷念日治時代，對大陸來的國民政府和外省人，一直存有隔閡及成見。
常聽父親說：二戰勝利，台灣光復時，台灣人都歡欣鼔舞，張燈結綵，熱烈，興奮地等待重回祖國懷抱。基隆迎接國軍來台，是一個轉捩點。早已習慣日本統治下一切井然有序，一絲不苟的台灣同胞，見到夢想中的祖國官兵，竟是挑扁擔，扛鍋盆，穿草鞋，連綁腿都泛黃鬆垮的一群，大失所望；接著又發生了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事件，加上來台接收的官員以上對下，不諳民情，不思民心，台灣人自此與祖國愈行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