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宏晉
書名：《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作者：矢内原忠雄
譯者： 黃紹恆
出版社：大家出版
出版日期：2022/10/05
1929年於日本出版，日本著名台灣研究學者矢内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收錄了他先前發表的兩篇以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分析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經濟史的論文。儘管作者著重的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理論以及活動本身，因此是從日本殖民者的立場，而非從被壓迫的台灣為主體立論，但是因為他反對帝國主義資本殖民的態度旗幟鮮明，加上高度人道的胸懷、嚴謹的論述與豐富的資料，本書反而成為研究台灣史的經典之作，至今仍備受重視，為台灣史研究的必讀之作。
作為一個使用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為分析工具的學者，矢內原教授卻又信奉基督教，哲學立場上似乎有所矛盾。但馬克思雖持唯物論者、反對宗教，其悲憫抱負與耶穌基督與樂拔苦的救世理想並無二致。這兩種氣質在矢內原的身上亦體現無遺，理性的學術能力和靈性的博愛氣度匯集於一身。
矢內原在高中時便進入等同東京帝國大學預校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隨之順理成章在東帝大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就讀，日後回到帝大母校任教，甚至當上校長。他之所以如此特別，與其「學歷貴族」的出身不無關係。在求學過程中，他接受到的是「培養年輕人的人格、人品志氣和骨氣」的「教養主義」的薰陶。西化後的日本提供了那些最優秀的，在頂尖名校裡的人才充分吸收西方古典理性文化內涵的良機，刺激他們的心靈，釋放出理性自由的靈魂。
也許因為有此成長經歷的啟蒙，讓矢內原對當時日本在台灣實施的剝削式的殖民主義極度不滿，認為日本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後，反而失去了高貴的理想性格。他甚至大聲疾呼日本需要「打掉重練」。也因此，他檢討日本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並不為日本政府所歡迎。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1938年這本書在日本國內便列為禁書，直至戰後才解禁；而在台灣，二次大戰結束前，更早就被全面查禁，從未獲准出版，只在少數台灣籍知識分子間偷偷流傳，卻廣受歡迎。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最重大的意義，應該在於它首開以討論現代化議題的理論論述台灣史之先河。
現代台灣學術研究出版之始，可以人類學者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為代表，記述清朝統治時代前後，關於歷史、政治、經濟、宗教、疆域、人種、民族與工藝等廣泛文化意義的綜合性研究。然而，矢內原氏認為該書論述年代主要在清領時期之統治行政制度，但當時日本據台早逾十年，政治社會狀態歷經劇變，已不足以反映上層結構改變後的狀況，因此他有了以「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來接續伊能氏著作之想，於是著手將刊載於《國家學會雜誌》第42卷第5號至第9號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以及在《經濟學論集》第7卷第1號刊載的〈台灣糖業帝國主義〉，整理補充，集結成為《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出版日期正好是伊能嘉矩的書問世後的一年。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雖然立論恢弘，但是正如矢內原氏出身的「高貴」一般，他論證的焦點在於台灣上層資本的分配與流動問題，對大多數中下勞苦農工的狀況未多加著墨，顯有不足。
矢內原作品的缺漏，一直到1975年才有補充之作出現。日籍台裔劉進慶教授在日本出版了《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戦後台灣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で》， 東京大學出版會） ，於「官商資本主義之結構與運作」的章節內補進的「底層：零細農與低薪資勞動之結構」資料，之後，更能在經濟面上將台灣資本結構的上中下層關係完整呈現。
很有趣的，矢內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以馬克思主義立論，受到左派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歡迎，「照理說」，在戰後的台灣，國民政府戮力反共，應有忌憚；但或許是基於也有「反日愛國」的意識形態需求，因此未予查禁；反而劉進慶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出版後，卻被列為禁書，直到解嚴後，至1990年代才有中譯本上市。
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雖為傑作，但是不免因為是論文格式，且台灣一般讀者對馬克思主義多有生疏，所以有點難以親近。對此，國立編譯館曾有將其改寫列入台灣青少年必讀歷史經典系列的計畫，由何義麟教授負責改寫，然而後來該計畫因故中止，惟何教授不屈不撓執意完成，終於在2011年由台灣書房出版，題為《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本書行文輕鬆易讀，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包括：一寫矢內原忠雄的人格與信仰；再者改寫《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主要部分，可以了解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是何種樣態；第三部分則一方面呈現矢內原與台灣知識分子的關係，另外加上論述《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在學術上的發展，則是何教授個人的精彩分析與論述。
矢內原在《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的破題時曾論及，日本對外擴張到底是基於「國民主義」（也就是「民族主義」）所需？抑或「帝國主義」資本擴張的結果？對此，矢內原主張當時日本資本主義尚處初萌，充其量只是初級帝國主義。基於人道主義，他對日本因理想性不足，為累積資本而壓榨殖民地不滿，也深刻體認到文明的野蠻比落後的野蠻更加野蠻，所以更加同情台灣的處境。但基本上，他還是同意他的老師新渡戶所認為，落後國家可以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帶領下，進入進步之林的看法的，這也是現代化理論的觀點。
然而上述說法卻無法反映現實的全貌。事實上常常是「落後國家」鮮少因跟隨「先進國家」腳步，於其「帶領」下脫胎換骨；「依附」的結果，反而讓核心國家永遠維持優勢，持續剝削邊陲的依附國家。
1960年代晚期，拉丁美洲學者根據國際現狀提出的「依附理論」指出，世界可劃分為先進的中心國家與較落後的邊陲國家，後者在政經社會制度等依附中心國，也因此飽受剝削，實際上得不到真正的發展；就算脫離殖民母國獨立發展，經常也是弊病叢生。新的上層階級取代以往殖民者的地位，一樣壓榨與剝削下層階級，甚至造成更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這種壓迫的現象甚至擴及到教育、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形成「後殖民」的現象。
相對於悲觀的古典依附理論，有「依附發展理論」提出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雖然「核心—半邊陲—邊陲」的國際政經結構不會改變，但是國與國間的地位可能移動，特定國家或社會的地位是可能改變的，邊陲可進步到核心，而核心也有可能退化到邊陲。
矢內原氏也許因為個人知識貴族的身分，內心多少抱持類似於樂觀的依附發展理論的想法（儘管於其時，該理論尚未出現）。事實上，台灣國內許多知識分子也有類似的想法，甚至有國內重量級政治人物有「被殖民越久的國家越進步」的看法，這種看法雖然有人不以為然，但許多知識分子與高社經地位者，何嘗不是心有戚戚焉？只是隱而不揚、或者默認稱是而已。
政治依附理論的出現，多少借鑒了稍早發展，但幾乎同時期開展的心理學母嬰依附的客體關係依附理論。該學說大略主張，嬰兒與母親之間必然會產生依附關係，而健康成長的目的，終究得結束依附，完成分離的任務。有鑑於初生的人類嬰孩，母嬰的依附是必然的，如果沒有母親(或者一個主要照顧者)的育養，幾乎不可能存活的。一個好的母親，除了提供好的照養之外，更重要任務幫助小孩漸漸獨立自主，不管是心理的，或者生活上的，都是如此。也可以說，健康的成長，就是從依附到分離的過程。
然而現實上，心理學依附理論卻無法全然照搬套用到政治現實裡，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讓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掠奪成為必然，殖民母國怎可能真心地誠意地協助殖民地「分離」呢？修正的所謂「依附發展理論」，出現了後殖民現象，裡面充滿多少古典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餘毒與陰謀？成為「進階版」罷了。
依照心理學客體關係的研究，如果嬰孩成長到一定的階段後，已經發展出區分主客體的能力，也就是認知到「媽媽」並非自己內在固有的一部分時，他也許會感到失落，甚至哀傷，但想要健康長大，擁有成熟的身心和能力，得先學會「哀悼」過去，放棄依附的幻想，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創造自我負責的生命。
矢内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放到今天，應當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這不只是部台灣史鴻篇，更照看到帝國主義對國際關係的最大傷害，是在貪婪的剝削，不願讓殖民地分離的有害觀點。然而，作為一個日本人，矢內原檢討分析的主體，終究是其母國日本，而非被壓迫的台灣。客體關係的位置為主體是統治者日本「母親」，台灣則是被統治者的「嬰兒」。而身為台灣人，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心理上早就不該，也不可能指望依附「日本母親」；更不該是因為國際地位困難，而尋求新的依附，陷入「殖民–依附–後殖民」的無止盡悲慘輪迴。
我們該嚴肅面對的最大課題，是如何脫離依附性的客體關係，將自我地位扭轉成主體，而不是一直處在期待哪個「強國母親」關愛保護的嬰兒期依附幻想裡頭，既不切實際，也不負責任。我們不該停留在幼兒期全能自大的幻想，以為全世界的「正義」都為自己服務；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我們當然有能力也有權利長大，這是一個個體的成長之路，也可以是國家的生存之道。誰來決定台灣？其理與解，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