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祖康 編輯／李莉珩
我在西方工學院任助教時，國內的革命事業，已如火如荼的展開。在廣州黃埔軍校任政治部副主任的熊雄，屢次催我回國參加革命。我既已學成，理當回國服務，尤其參加我所企望的革命工作。於是乃電請在巴黎的吳乃青替我購學生船票，船是一艘航行遠東的法國郵船阿拉彌斯號。
船由新加坡到西貢途中，客人在三等艙閒談時，有一個江西同學黃國俊，被一個演馬戲的法國人打了一下。我義憤填胸的找到船長，我告訴他：「我們在法國郵船裏，就等於在法國，受法國法律的保護，而貴國人動輒打人，我深爲號稱文明的法國惋惜。」船長問我要如何處理，我提出要求：「明日上午十時，請召集所有三等艙的客人在餐廳裏，由打人的法國人向黃國俊道歉，另由貴船長代表法國向中國道歉。」船長是明理的人，答應照辦。到了翌日十時，船長未前來，我又去找船長：「你說話不負責，怎麼可以？」船長很驚奇的告訴我：「我已與貴國鄭博士說，鄭博士答應不必小題大作，就此了事。」原來鄭博士帶了幾位女同學，也同乘此船回家。我一聽他提鄭博士，怒火大發，因爲她在巴黎的醜行太多了，我就對船長說：「她是你法國的博士，但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她不過是一個女流氓，她有什麼資格可以代表我們答應。我鄭重的向你聲明，你若不履行已講好的做法，那船到香港、上海時，我們中國人就可以隨時到船上來打你們法國人，那時候，請不要見怪。」後來船長說：「既然如此，下午四時辦理好了。」船長果然履行所說的話，向我們鄭重道歉。
船到了西貢，因裴光照上岸，安南的法國當局，照樣的戒備森嚴，候裴光照離開後，其他客人始能登岸。梁小姐與我道別，她給了我通訊處，也要我給她我家的地址。返國後，她首先來了信，我也覆她，三、四次以後，她竟然表示有點愛意，我當卽深自警惕，寸字不覆，而切斷了這一段萍水緣份，難道是我寡情麼？我只是事業心重於一切，絕對不願受任何其他原因干擾而已。
回家了
回國的行程快結束了，我突然感到歸心似箭，有迫不及待的情懷。其實，從香港到廈門、漳州，再由漳州坐民船溯九龍江而上，也要一星期左右。我在行到離家尙有十數里路的江邊，忽然看到江岸上有二、三十個人前來接我，我命船靠岸，與他們沿江步行，樂不可言。他們引我由縣城的東門沿大街直到西門，在大街上，鞭炮之聲震耳欲聾，原來這是親戚朋友們預先佈置的歡迎儀式。到家門口，父親母親均含笑立在門口，而母親則在笑臉中還有不斷的淚珠，可說是喜極而涕了。當天晚上，母親拉我坐到身旁，娓娓暢談別後的事。她看到我少小離家，回來已是一個壯健的青年，自然不問我的事，而只是談家中的風風雨雨。將別後到年前受到劉志和（卽漳平縣立高等小學校長）勾結土匪章國標搶劫我家，全家人流亡逃竄的經過告訴我，而母子二人過度興奮，當夜一談竟到天明。
稍後，我曾在大廳上，掛上一對聯語：「風雨自飄搖，我竟孤舟浮大海，園庭嫌侷促，只容明月到吾廬。」以寄憤慨。可是劉志和這個老奸巨滑，竟然利用他的兒子劉子明與我在小學同班畢業的關係，大獻殷勤，想轉而來與我家修好；甚至有意將他的孫女嫁給我，我心中有氣也只淡然置之，不作任何表示。我原定回家小住自行外出，但母親無論如何不肯答應，且母親還要我做一件尷尬事。她首先領我到許多親戚處去拜訪，這是理所當然。但在拜訪親戚以後她對我說，我在法國讀書時，她向許多神靈菩薩許了願，如果我平安回家，就得去叩頭酬願。
我初聽到時有點不是滋味，後來一想，母親連大字都不認得一個，我怎能拒絕。不過，我對母親說，可以，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我跟你去，要我怎麼做，我照做，可是這一次做完後，不能有第二次。於是，約有一個月的時間，我跟著母親燒香燭到各寺廟去叩謝，叩謝時一定要三跪九叩，我只得穿了西裝三跪九叩如儀，其中甚至也在一棵大榕樹下，叩謝榕樹公，我深深的感到，母親愛子之心，眞是無微不至。她所做的，也是盡她能力所及。
在家，一直延到秋天，廣州方面的友人不斷的催促，我乃束裝與劉子明（在上海法政大學就讀）、李仲淵（在上海東吳大學就讀）先赴上海，因由上海赴廣州，比較自由而便當。在上海候船期間，有一友人受中法工學院褚正誼之托，要請我到該院教授水利學，條件優厚，我以志不在此，婉却之。假如我當時就任中法工學院教授之職，恐怕我這一生的歷史就不是如此的了。
在上海遇到鄭超麟，鄭超麟是我的同縣人，與我同時被選送留法的。他在小學與我同班，在中學則較我高一班。這個人懶而貪睡，喜歡看小說，很難得開口說一句話。但絕頂聰明，我呼他爲：「聰明的怪人」到法國時，我們都在聖日曼中學習法文，他很少上課。非到晌午不起來，而起床後，則抱著一本華法字典勤讀不休。從聖日曼分散後，我在法國就未再遇到他。但曉得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變成中國共產黨員，去了蘇俄，然後回到中國。我遇到他時，他已是陳獨秀時代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常以鄭則連名字，在嚮導雜誌上發表文章，遇到後的第三日，他請我到上海虹口奧迪安電影院看戲，電影散後，他却失蹤了，後來才曉得他是逃避跟蹤的。
民國14年，我在法國學業完成以後，巴黎的旅歐支部來函問我，要不要從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返國，旅費可由俄國方面供應。我心中略有反感，不是我不懂俄文而不敢經過俄國返國，因爲在俄國的大都市，中法文通行，如英文之於中國，而是我的自尊心，爲什麼要俄國政府供應旅費，我就覆函拒絕，要走上我自己獨立回國的道路。
我於15年由上海轉赴廣州，恰好是八月中秋到廣州，立即由熊雄介紹到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
內定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1924年（民國13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委任蔣公中正爲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指定距離廣州約四十華里之黄埔島爲陸軍官校校址，蔣公乃設籌備處於廣州南堤，積極展開籌備工作。全國各地青年聞風來歸，第一期共錄取新生四百九十九人。5月3日國父特任蔣公爲校長，5月5日第一期新生報到入校受訓，6月6日舉行正式開學典禮。國父親臨主持，將校印捧交蔣校長，委以建軍之重任。特別以「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爲題，對全體學生致訓詞，核定校訓爲「親愛精誠」，奠定國民革命軍的堅實基礎。
14年夏，我畢業於法國西方工學院，承院長聘爲工學院助理教授。剛好那時國內的國民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先我回國的同學熊雄（披素）在黃埔軍校主持政治部，函電交馳，要我返國參加革命。我自己也爲了革命志向所鞭策，乃決心辭去西方工學院的助教，於民國15年春離法。
返國後，熊雄到廣州我住的旅舘晤面，談到我的工作問題。我告以：「我學的是理工科，應該安排在這方面工作。」但熊同學却說了以下一段話：「我們目前，主要的是要革命成功，暫不能兼顧到技術方面。革命領袖蔣公手創的黃埔軍校，是革命的策源地，必須予以鞏固、發揚。現在校方已經内定，聘你擔任軍校的政治教官」。我當時也無可無不可，隨卽由熊披素偕往東山訪晤黃埔軍校代教育長方鼎英。（教育長何應欽任第一軍軍長，奉命率師北伐）。見面後，洽談數語，方鼎英卽下手令交由熊披素辦理委任。于是，擔任政治教官就成了定局。
幾位政治教官素描
當時，黃埔軍校對政治教官特別優待，地位頗爲崇高。因爲，有不少黨國高級人員亦兼任政治教官，所以政治教官不受任何軍事方面的拘束，可以不穿軍服，可以不到餐廳吃飯，出入自由，住校與否亦聽便。我隻身他鄉，祇好搬進軍校的海關樓居住。同事湯澄波和我共住一房。其家屬住于廣州。有時回家過宿，那我就獨住一房了。
湯在抗戰期中，運用其與汪精衛的私人關係，曾奉准命他滲透僞府任教育部次長，潛在工作多年對國家頗有貢獻。勝利後，政府曾明令取消其通緝，并予褒揚。
當時住校的政治教官有一個安徽人吳企雲，因其對廣州既不熟識，又無親友，與我朝夕相處，最爲莫逆。是時，校長蔣公已率師北伐。留校的僅有一部份四期同學，另大部份的學生都已參加前方作戰，故授課時間甚少。每日課餘，我便和吳企雲在黃埔附近隨意蹓躂。最主要的是找小館子吃喝。爲什麼呢？因爲參加餐廳吃大伙，要穿軍服，背皮帶。我第一次去就感覺別扭。所以後來便不敢在餐廳吃第二次飯。吳企雲亦有同感。因此，我們二人結伴吃飯成爲每日必做的一件事。不久，我們在黃埔附近的長洲，找到一個潘姓廚子。他自稱曾是兩廣總督的廚子。他所做的一鷄三味，不僅別有風味，而且從殺鷄到吃鷄，從不超過十五分鐘，代價不超過一塊錢。找到潘廚子以後，我們的吃飯問題，也就等於解決了。
另一個與我比較有接觸的住校政治教官是廖華平，四川內江人，爲人和易可親，却沉默寡言，而其清風亮節，則世無其匹。我自離開黃埔，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始與他在上海相逢。得悉其在抗戰期中，均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工作。他初抵上海時，穿了一件西北的老羊皮外套。握手敍舊，恍如隔世。我以老友身份，替他做了兩件中山裝。蒙他接受，但聲明不接受質料好的。到民國三十八年，撤退來台時，他還是穿那兩件破爛不堪的中山裝。來台後，他住在觀音山上的戴公祠，整理過去的資料和研究佛理。每到台北，必至我住處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