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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瑞春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整理、編輯
圖／楊瑞春提供
中文學校化整為零、死而復生
父親找到我母親後定居密支那，在中文學校「育成學校」擔任老師，當過校長。我和哥哥、姊姊也就讀這所學校，從這裡畢業的學生都絕頂反共、絕頂愛國；除了源於地理、歷史的因素，學校教育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把反共愛國意識投注到每個學生的腦海裡。例如台灣以前到高中才會讀的「三民主義」，我們學校初中就要讀，父親就負責教授這個科目。又例如「掃墓」是我們學校的重大傳統節慶之一，不過學生掃的是學校附近遠征軍的公墓，它的維護工作等於是我們學校包了。很多遠征軍年紀輕輕就戰死沒有後代，他們的墓園緬甸政府完全不管，台灣政府根本管不到。民國50、51年緬甸軍政府把這座公墓整個剷掉，因為軍政府與中華民國的反共游擊隊發生衝突，每次都吃敗仗，他們不爽之餘就報復；既然活人殺不到，就把墳墓通通挖掉！
民國16年，密支那出現第一所中文學校「育成學校」，我母親是第一代學生。但在抗戰期間，密支那被美軍飛機炸得稀爛，這所學校也毀在轟炸之中。抗戰勝利後，經歷復辦、分裂、鬧雙胞等過程（詳見圖三），演變為密支那市區的「育成中學」與郊區財神廟的「育成小學」。育中逐漸親共，育小越來越反共，兩家「育成」互不隸屬，甚至水火不容，學生之間碰面經常都會爆發衝突，都在爭搶「育成」這個名稱。
我父親是在育成小學初創時開始任教的，育小升格初中，改名育成學校後，他兼教務主任。1963年軍人政變後緬甸轉向社會主義，工商業國有化，學校不論公私立一律沒收甚至關門，市區的育成中學遭到沒收。財神廟的育成學校因為是建在廟裡沒有立案的學校，躲開了被沒收的命運。只是維持不到兩年，軍政府就派人警告育成學校張興仁校長說：「全緬甸都沒有私立學校了，只有你們還在，是不是很奇怪？你們最好自己停掉比較妥當，不要等我來沒收。」學校只好停課，很多華僑子弟又陷入無校可讀的困境。
中文學校被沒收後，父親決定親自教我們，可是才教了一個禮拜，他和我們都受不了了。原本在學校還有操場可以跑一跑，有同學可以一起玩，現在在家沒地方可跑、沒人可以一起玩；能學的只有國文、歷史、地理，數學、英文、緬文父親就無能為力了。我父親是老師至少還可以教孩子文科，帶孩子寫書法，但更多華僑子弟的家長不識字，他們的小孩該怎麼辦呢？這時父親想出了一個「化整為零」的辦法，把學校分散到多個地點，比如說二年級在甲地，三年級在乙地，又分為上午班、下午班，變成類似於補習班的性質。
育成學校張校長自從被警告後，不再碰相關事務，所以學校變成由我父親帶頭2；他承擔這個類似補習班的教育機構，維持了好幾年，直到緬甸政府的政策改變，學校恢復運作，各處班級也才重新回校上課。
父親從家裡消失了
父親在育成學校任教期間，同時也是緬北地區重要的反共領袖，他也祕密從事反共復國工作。這段時期，親共的緬甸政府經常邀請中共高層訪問，每次有貴客到訪，他們就會以安全理由，將我父親和其他僑領短暫關押起來。密支那因為緊鄰雲南騰衝，我父親也成為中共的眼中釘。
民國67年小年夜那天，密支那的老家只有我父母在家。傍晚天色昏暗時，母親正在後面廚房裡忙，父親在前廳收聽廣播新聞，突然有輛車開來停在我家門口──那個年代密支那居民幾乎只有晚上才會關門，我家也門戶洞開。據說那是比卡車小一點、比吉普車大一點的車輛，引擎聲大到連講話都幾乎聽不見，車燈投射亮到眼睛都幾乎張不開。有三個綁匪跳下車，進屋、喚名、挾持、上車、離去，短短不到幾分鐘時間，就帶走了我父親。母親聽到引擎聲到前廳一看，父親已經不見了。鄰居雖然也聽到引擎聲、隱約看到人影，但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去找，不久這件事傳遍整個城市，有更多人分頭去找，但無論怎麼找都找不到。那時我正在台灣，正好是大學四年級的最後一個寒假，還參加政大登山社去攀登玉山，隔了快一個月收到母親的來信才知道這件大事。
父親從家裡被帶走的那段時間，正好碰上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出國到緬甸訪問，所以母親也想過可能是緬甸政府「故技重施」，等到中共高層離開，父親就會像以前一樣被放回來。然而這次遲遲等不到人，去找去問也沒有任何消息，就感覺情況不太對勁了。
綁架事件發生後，我在緬北孟拱市的妹妹、妹夫曾兩次到雲南騰衝打聽消息，但沒有獲得線索。第三次妹夫獨自前往中緬邊界的一個小村莊，向一位克欽獨立軍的首領探詢這起綁架案，結果對方說這就是他們幹的，但他們是執行中共交付的任務，對被綁架者的身分、下落並不知情。而三個綁匪中有一人被逮捕，根據綁匪的供詞，他們進屋後先叫喚我父親的姓名以驗明正身，再以手槍抵住他、命他上車，接著用小船將他送到伊洛瓦底江對岸，那裡緬甸軍政府的控制力比較弱，即使知道這起綁架案，也不敢追過去。三天後到了邊界，就把我父親交給了中共的人馬。又有人告訴我們，當時天氣寒冷，中共提供了解放軍的大衣給我父親穿，又讓他騎著馬，就這樣走、走、走，走進了大陸。一路上都是戒嚴狀態，家家緊閉門戶，馬路上除了站崗的軍警，空無一人。不過還是有好奇的居民從門縫中偷看，認出這騎馬的人不就是密支那育成學校校長楊益君嗎？看到這一幕的還不只一個人，消息也就傳了出來。我父親事件爆發後的同一時間，在緬甸八莫地區另有一位僑校校長王楚謀，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那時兩岸還沒開放交流，在台灣的我們和父親不可能有書信往來。父親失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全無消息，是生是死家人也無從得知。我們能和父親聯絡上，最初是有一位被我父親委託的出獄牢友來轉達訊息，家住孟拱的他把訊息帶給了我在孟拱的妹妹。一開始我妹妹半信半疑，因為先前遇過騙子，可是牢友說可以寫信到「昆明101信箱」看看。妹妹試著聯絡，意外收到了回信，再把信件轉到了台灣。我們就把信件送去相關單位，讓他們鑑定筆跡，確認人還活著。確定真的是父親筆跡，我們就開始保持聯繫，後來再改成透過香港的姨姐轉信，還匯過錢給父親。底下圖六就是首次透過香港姨姐與父親聯絡上的信件，可能是沒有信紙可用，所以父親用原信的背面寫了幾個字回覆。
圖八的父親來信，是我們收到的最後一封信，之後就沒了音訊。過了一年多，我們向有關單位詢問，對方建議可以再匯錢過去，看是否被退回；如果被退回，表示受款人可能已經不在，就不樂觀。於是我們透過姨姐匯了一千港幣過去，結果被退回了。這件事情我們不敢告訴母親，但又過了一年，母親求神問卜，也認為父親應該已經過世。
冒險追尋父親下落
雖然種種跡象顯示父親已經不在了，而且即便去大陸也未必找得到什麼，但是家人沒有收到正式通知，對於他的生死仍然懷抱一絲希望。
身為人子的我，看到了母親的思念與憂傷，油然而生一股衝動，想要前往大陸一探父親下落。加上常在夢境中清楚夢到父親，彷彿有什麼指引似的，雖然當時兩岸剛開放探親不久，去大陸風險仍然存在，我們家人經過縝密的計畫，決定於民國80年，由我偕同二妹前往。
去大陸尋找父親下落的這趟旅行，我們選擇從桂林入關，因為桂林是當時最熱門的觀光景點，以觀光名義前往比較自然，也可觀察安不安全。在桂林住了三天後，我們決定照原訂計畫前往昆明。到昆明後的第二天早上，我的一位學長他帶了一盒大約有一兩百張的名片，來飯店讓我們參考，都是當地黨政機關的重要人士。我拿起第一張一看是雲南統戰部的名片，就決定其他名片都不需要了。
然後我們就驅車直往統戰部，和統戰部人員說明我們的來意，給對方看了我父親一個信封寫有「昆明101信箱」的信件，對方一看就知道這信出自監獄。他說大陸在四人幫時期非常混亂，連領導人鄧小平都被整，我父親遭受這種苦難不稀奇，也很難避免；對於我父親的情形他不太清楚，需要時間了解一下，要我們先回飯店。大概三、四天後，統戰部打電話來說有消息了，給了一紙公文，要我們去第二監獄走一趟。
來到監獄大門，門房叫我們沿著唯一的一條路走，他說會看到一棟房子，典獄長就在那邊等待。這座監獄占據整座山，我們走了近一個小時，才終於看見一棟房子，門口有人向我們打招呼。
典獄長先說明我父親致死的病因，由於我父親確實患有這種疾病，我妹妹又是學護理的，可以確認他講的是對的。接著典獄長拿出一包東西，裡面是父親的帽子、衣服、內衣褲，我用手一摸，摸到一堆紙張，猜想那會不會是日記？我妹妹說：「這些破舊東西帶回去幹嘛呢？不要了吧！」我說：「我要全部帶回去！」
帶回飯店仔細檢查，發現東西裡面還有父親的一隻手錶，那堆紙張則是死亡證明、法院判決書和起訴書等文件。當時這些文件對台灣來說是很重要的資料，我要帶回台灣才能證明我父親是為國家犧牲死在大陸的，但是我們很擔心帶不回來，更擔心我們會被抓起來──那可就麻煩了。於是我用相機將文件拍照留底，還傳真給弟弟和我的辦公室，又多印了兩份擺在大陸友人處，幸好最後順利把文件帶回了台灣。
根據這些法院文件，父親抵達昆明後，遭當地法院以反革命罪的特務罪判處七年。1983年他的刑期只剩下一年多，又受到其他人犯的越獄案牽連而再次被起訴，法院認為他是包庇反革命分子犯，不僅對越獄知情不告，還提供前往緬甸的路線及聯繫信件等資訊給越獄者，所以增判五年徒刑。父親被關押共約10年，最終因為憂憤引發腦溢血病逝，那時是民國76年，終年73歲。3
我們在離開監獄前，還去了火葬場。獄方先打過電話，我們到達後和場長說從台灣過來很不容易，希望把父親的骨灰帶回去。場長回說，按照規定，無主的骨灰只會保留兩年，兩年後就會堆到室外去，像亂葬崗一樣；外面再擺兩年，仍然無人認領，就會被通通清掉。我們現在來剛好是第四年，只是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骨灰，但會盡量幫忙。
這時我拿出離開台灣前母親打的好幾只金戒指送給場長，很誠懇的拜託他：「能不能想辦法多找幾個人幫忙一起找？這幾只戒指就當作他們的加班費。」隔了一兩天，就在我們原訂不管成功與否都要離開昆明的幾個小時前，場長打來說找到我父親的骨灰了！
我們拿到骨灰就前往成都，準備要從那裡飛到香港再轉機回台灣。在成都機場過海關的時候，X光機一照骨灰罈就知道是什麼，武警隱晦的問：「是不是那個東西？」我點點頭，他就讓我過關了。沒想到回到桃園中正機場反而遇到麻煩，因為沒有報檢疫，一入關就卡住，折騰了兩個小時，骨灰罈才收回來。
我父親的骨灰帶回來後，在台北松山寺誦經超度，最後安放在金山金寶山。他沒有入忠烈祠，大概因為國民黨和政府已經分家。以前黨政一體，為黨犧牲就等於為國犧牲，都可以入祀忠烈祠，但分家之後，變成只是為黨犧牲，要申請入祀忠烈祠就不行了。但無論如何，這次去大陸追尋父親下落的旅程，讓我們備感意外與安慰的是，原本設想只是先行探路，結果父親人生的最後一里路，竟然讓我們得到了答案。更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10月25日，國民黨正式公布380位為國殉難烈士名單，當中包含了「楊益君」。
我們以父親為榮！
注解
1（編註）表格係根據黃通鎰文整理，其中包括〈紀念張興仁校長百歲誕辰〉、〈密支那育成中學潘福官校長生平傳略〉與〈懷念恩師，楊益君暨師母〉；見《中華民國緬甸密支那育成學校在台校友會會刊》，創刊號（台北：2021）創刊特版三、第2期（台北：2021）第三版、第5期（台北：2023）第二版。
2（編註）根據黃通鎰〈懷念恩師，楊益君暨師母〉，1971年校長張興仁去世，楊益君主辦其喪事，並繼任為校長。
3 一位名叫孫大強的牢友，也是父親的學生，他認為我父親其實是出不來的，就算五年到了又會再判刑，法令這些都只是過過水、做做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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