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萬安口述、增訂，王雅平整理，汪琪編輯
圖／葉萬安、廖文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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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中求發展
民國38年初陳誠接任省主席後，即在該年內採取三項重大改革，茲分述如下：
(1)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分三階段進行，即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兩者在此階段進行。所謂「三七五減租」，因日據時代前佃租都是50% 以上，一個佃農把土地租來種植作物生產後，要將收穫量一半以上歸地主，剩下的不到50% ，要花費在肥料、種籽、勞力、資金，還要付利息，佃農幾乎沒有錢可賺，佃農生活甚為艱苦，也無力改善生產技術，提高產量。38年政府為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業生產，先實施三七五減租，地租由過去的50% 以上減到37.5% ，過去的佃租是每年收穫量的50% 以上歸地主，所以生產量增加，繳的佃租也提高。可是改革後是按民國37年生產量的37.5% 計算佃租給地主，剩下的全部歸佃農所得。也就是以後每年佃農繳給地主的佃租是按37年產量的37.5% 計算，固定下來。佃農不但第一年拿到62.5% 收獲量，第二年增產了，增產的部分全部是佃農的所得，所以農業增長很快速。然後再實施公地放領。
公地放領即政府將持有的農地賣給佃農，其地價按37年收穫量的2.5倍計算，分十年償還，換算為每年25% ，比地租還便宜，佃農當然踴躍購地。故農民願意投入更多人力從事耕耘，及生產技術的改進，以增加生產。
(2）幣制改革
前文述及民國36年至民國38年6月的兩年半間，物價上漲一千倍，平均每月上漲26% ，已是惡性物價膨脹的局面，但在37年10月及11月連續兩月倍數上漲，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及經濟活動的運行。顯然物價狂飆飛漲，除物資供應不足外，人民對貨幣失去信心，應是更嚴重的問題。
處於此一局勢下，穩定物價實重於一切，而穩定物價必先建立人民對貨幣的信心著手。於是，在38年初，當時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嚴家淦向省主席陳誠報告，舊台幣無法維持，建議改革幣制，廢舊台幣發行新台幣。不過為爭取人民對新台幣的信心，必須要有充足黃金或外匯做準備。同時新台幣不再像舊台幣無限制發行，規定以2億元為限。估計發行新台幣2億元，需黃金80萬兩做準備，但臺灣銀行金庫既無外匯，更無黃金。於是陳誠主席親自前往大陸面見蔣中正總統，報告臺灣為穩定物價，要實施幣制改革，為鞏固幣信，需要黃金作準備，請中央支援，獲得蔣中正總統同意。
當時中央政府立即將自上海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台的約300萬兩中，撥80萬兩給臺灣銀行，作為發行新台幣的十足準備，並向中央銀行另借外匯1000萬美金，供進口調度之用。於是臺灣在38年6月15日實施幣制改革，廢除舊台幣發行新台幣，而且是限額發行，當時額度是新台幣2億元，並成立新台幣發行監理委員會，邀請民意代表主持，每月底檢查發行額及黃金存量並公告，以取信於民。
幣制改革時，新台幣不再與大陸金圓卷連接，脫離大陸惡性通貨膨脹對台灣的影響。新台幣改以美元連接，以新台幣5元兌1美元。
當時發行額新台幣2億元，折合為4,000萬美元，而黃金每盎士35美元兌黃金80萬兩，值4,400萬美元。新台幣發行等於有110%黃金準備取得人民的信任。
若僅改革幣制而不採取有效配合措拖，其效果將是有限的。因此，臺灣銀行創辦高利率存款及黃金儲蓄存款以資配合。高利率高到什麼程度?現在卡奴向銀行借款的年利率是18% ，已經高得驚人，而當時優利存款一月利息為7% ，按複利計年息更高達125% ，這種利率下的存款，存100元，一年下來連本帶利是225元，比現在卡奴的18% ，高了5、6倍。這些還不夠，還創辦黃金儲蓄存款，當時黃金一市兩是新台幣280元，存款人每存入新台幣280元，存滿一個月（後來改為十天）後，就可以提領黃金一兩。
當時新台幣280元可以兌一兩黃金，我為了要考驗它是真的假的就存進28元，一個月後果真拿到一錢黃金，我當場在臺灣銀行大廳跳起來：「新台幣可兌換黃金喔！」這時我感到幣制改革真的了不起。
此外，政府改革稅制，節省支出，降低財政赤字，同時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推動出口，減少對外貿易逆差，都有利於物價的穩定。
嚴家淦能在 38年提出完整的「幣制改革方案」，因為民國37年大陸將法幣改成金圓券，中央政府先成立一個六人研究小組，嚴家淦是委員之一，其他五個人都是中央大員，嚴家淦是福建省財政廳長，可見中央政府對他很重視。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雖然有「美援租借法案」，美國將有物資援助我國，可是一切透過美國駐重慶的人員主導，我們並不能管。後來中央政府要爭取租借法案的物資主導權，就成立了一個「戰時生產局」，要與美國人溝通，局長是翁文灝。他知道福建省的嚴家淦英文很好，就把他調到重慶擔任處長，專門處理美國的援助物資。
那時援助物資都是從印度運來，但大陸沿海各省都被日本佔領，海運沒有辦法走，所以嚴家淦得把物資從印度轉到緬甸，走駝峰航線或公路運回來，辛苦得不得了。因為嚴家淦辦得很有效，中央政府知道他是位人才。在民國36年底、37年幣制改革的時候，嚴家淦就參加了中央的幣制改革研究小組，所以他很瞭解大陸幣制改革失敗的前因後果，他在推動台灣幣制改革的時候，就避免重複大陸那些弊端。
38年6月幣制改革後，由於各方的配合及生產的增加，物價上漲率，即自過去三位數大漲，40年降為兩位數上漲，後由於美援物資的到達，及生產的完全恢復，42年開始降為個位數的上漲，完全擺脫惡性通貨膨脹的時代。
我記得那時候糖業公司曾經接受到美援貸款。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有一個馬歇爾援助計畫，用五億美金給中國政府，兩億多給軍方、兩億多給經濟。但是國共內戰爆發後，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建設，也提不出計畫書來。後來大陸失守，美國不理中華民國了，錢就沒有了。嚴家淦是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他就到上海跟美援總署駐華分署談，要求撥一筆錢給台灣，後來美援總署撥了大概不到一千萬美元給台灣。那時候我在糖業公司，拿到大約一百多萬美金，就把它拿來開發地下水，因為乾旱的時候沒有水，影響製糖原料甘蔗的生產。美國的援助給台電、鐵路局、糖業公司、肥料公司總共大概有不到一千萬（美元）。
民國39年3月嚴家淦接任財政部長後，他要減少財政赤字、減少對通貨膨脹的壓力，開源不成，就要減少開支，例如軍費佔中央政府花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軍隊吃空額，發餉是以師為單位的，嚴部長認為不應按編制名額發薪，而是按實額發薪。這件事情報告老總統以後，老總統同意查，國防部也同意查，調查之後發現報到中央的編制名額果然跟實際名額差得很遠。政府按實際名額發薪水之後，國防支出一下子縮小了很多，使財政赤字降低，也有利於物價的穩定。
2. 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
民國38年6月，「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由省主席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徐柏園、尹仲容等8人是常務委員。開始時由徐柏園擔任主任秘書，由他來負責。不久以後，尹仲容改成副主任委員，負責整個生管會的任務。因為中央政府還沒來，所有的公、民營企業都由生管會來管、推動重建工作。
從名義上生管會是管理生產事業，實際上則是除生產外，還包括物資分配，資金調度、對外貿易、日本賠償物資處理、技術合作及工程調配等重要工作。尹仲容接任副主任委員後，即認為當時經濟情況緊迫，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改革，才能穩定大局並能謀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於是他將生管會變成為一個以全面經濟為對象的規劃、決策與推動的機構。面對當時困境隨即採取下列幾個重要政策措施：
- 凡能生產國防及民生必需品、外銷產品和進口代用品的生產事業，無分公民營，一律給予原料、器材、資金等便利，使其迅速恢復或擴大生產。
- 凡產製非必要的消耗品，足以影響必需品正當供應的產品及銷路無把握產品的生產事業，應予停止或限制其生產，失業問題必須慎重考慮。
- 優先發展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電力是所有工業發展之動力，同時也是人民生活改善所必需。而肥料與紡織有關民食與民衣，皆是人民生活所必需且需大量進口供應，是每年消耗外匯最大者（肥料及紡織品進口約佔總進口金額的28% ）。即使原廠全部修復，也不能滿足需要，必須擴建及增建新廠，以替代進口。
- 開展對外貿易。台灣為一海島，對外貿易是其重要命脈，光復以前是以對日貿易為主，光復後轉向大陸貿易。迨大陸撤守後，台灣對外貿易一時陷於孤立之境地。是時要開展對外貿易，首要就是爭取對日貿易，於是生管會成立後即成立對日貿易小組，次年（39年）5月政府派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赴日與盟軍總部洽簽「中日貿易協定」，同年9月正式簽署，解決當時台灣對外貿易總額70% 問題，且奠定以後九年間中日雙邊記帳貿易的基礎。
- 整頓國營事業。台灣在日據時期，稍具規模的企業多為日人經營，光復後由政府接辦，成為國、省或國省合營企業，統稱為「公營」。然絕大多數公營事業經營效率，無法與民營企業比，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光復初期，台灣公營事業也無例外，在營業狀況好時大事擴充，雇用大量人員，一旦情況改變，業績下滑時，人事費用成為沈重的負擔，於是由盈轉虧，要求政府救濟。如國營的台灣碱業公司，二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燒碱缺乏，價格大漲，盈餘特多，大事擴充增僱人員。同時民間碱業公司紛紛設立，至39年供過於求，價格大幅下跌，國營的台碱公司轉盈為虧，無法經營下去。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尹仲容得知此事後，當機立斷調派化工專家台糖公司協理黃人杰為台碱公司總經理，並囑其大事整頓。黃人杰就任台碱公司總經理後，研究惟一出路為裁減冗員三分之一約500人，始有生機。然當時正是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如台碱裁員，將影響社會治安，任何人皆不願嘗試此一危險行動。但尹先生從整體格局考量，慨然負起全部責任，指示黃人杰總經理堅決執行。結果不出一年，台碱公司轉虧為盈，安然返回坦途。
再就我工作的台糖公司而言，在戰爭期間遭受破壞極嚴重，但在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很快逐步修復，產糖量逐年增加，加於國際糖價高漲，出口外匯收入快速增加，自民國37年的1,160萬美元，至39年躍升到7,440萬美元。在這期間各糖廠大事增僱人員，在不知不覺中全公司員工高達2萬人。但民國40年國際糖價大跌，使砂糖出口外匯收入降至5,200萬美元，台糖陷於困境。經檢討結果必須大裁冗員四分之一，高達5,000人，公司正在猶豫難決間，生管會尹副主任委員挺身而出，告知台碱公司裁員成功經驗，並願負責指示台糖公司盡速執行，且將幾座不經濟的糖廠，如新竹糖廠等關閉。台糖公司在尹副主委大力支持下，整頓成功，成為國營事業中管理最佳的公司。
- 推動民營事案發展。尹先生曾在美國工作五年，擔任替政府採購戰時物資工作，瞭解美國連軍工事業都是民營，而民營事業的效率確比公營事業高。因此，他主持的生管會，在推動復建工作時，凡符合前述政策條件者，不論公、民營一視同仁的全力支持，而且推動的新興事業，則以民營為原則。前述尹副主任委員一手推動的紡織工業，絕大部分都是民營，當時雖有幾家公營，但後來不是結束就是轉為民營了。他在主持生管會四年期間，還扶植了許多民營工業的創立與發展，包括食品工業(如麵粉、榨油、味精、醬油等工業)、玻璃、純碱、人造纖維、化學製品、木材、電器、機械鋼鐵、金屬製品等工業，贏得業者稱其為「民族工業鬥士」的封號。在生管會尹仲容副主任委員率領下，動員了有關各財經機構及全體人民共同努力，堅苦奮鬥，至民國41年底不僅度過了經濟上最艱難的日子，將瀕臨崩潰邊緣的經濟挽救過來，而且使農工生產，交通運輸營運及對外貿易，均恢復到光復前的最高水準，物價亦穩定於可控制的範圍內，為未來經濟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強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