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峻瑋
圖／梁峻瑋提供
三樓，木質地面，誦經聲悠緩而來，繚繞的輕煙中我們站在阿嬤身後，聽她以喃喃細語緩慢唸過每個人的名字：「湯先揚，我是你在世的妻子王秀幸。你的兒子、女兒、媳婦、女婿、孫子都回來了⋯⋯」她的話語條理、細節，彷彿能從中拼湊出一整幅家族譜系，「⋯⋯桌上準備有飯菜和水果，請你帶爸爸湯祖斌、媽媽許三婆回來享用。」語畢，阿嬤彎腰拜了幾拜，轉身將我們手中的香逐一收回，以極其虔敬的躬身，將其插在飯菜前方的小香爐中。
數十年前的場景，年年我都反覆溫習。光禿荒蕪的烏溪畔正揚起沙塵，其南側一座靈骨塔裡，一座一座黑底鑲金的牌位在牆上排列。我在東面牆上來回逡巡，終於找到牌位上方橫幅由右至左寫著的「湖南」二字，眼神順勢往下，「顯考湯先揚⋯⋯」。阿公遷居於此多年了，阿嬤很是傳統虔誠，年年初一定要攜全家人提著重重的飯菜走訪一趟，以示慎終追遠。
十多年前，阿公還安放中興新村的阿嬤家裡，餐廳冰箱上方的牆上釘有一座木質神龕，這座牌位就置放正中，前方一座小香爐，兩側各有一盞壽桃燈。每年過年初一臨近吃中飯，阿嬤會命所有人一起來搬桌子，將餐桌移動至神龕下方，緊貼著牆壁置放。面對著神龕前滿桌的飯菜，阿嬤撥動打火機，一捆線香燃起後，她走過每個人面前，將香逐一分發到我們手上。緊接著是那段年年反覆，最是熟悉的台詞：「湯先揚，我是你在世的妻子王秀幸⋯⋯」聽著聽著，我往往分神。眼前線香頂端一球小小的火焰正顛仆地燃燒著，其下一小段木質顏色在乾熱中逐步轉為灰白，由筆挺漸至萎頓，最終撐持不住重力的拉扯，在火焰遠端灰白和木質色接壤之處傳來一聲脆響，碎裂的煙燼無可止歇地掉落，在底下黑白紛雜的磨石子地上，已經看不見了。輕煙還在空中旋繞，眼前的神龕和阿嬤的話語同時朦朧，「⋯⋯請你帶爸爸湯祖斌、媽媽許三婆回來享用。」看她顫抖著一頭白髮，年年我都納悶，她禱詞裡的最後兩個名字，究竟是誰？
而我從未意識到，那聽來遠在天邊的名字，早已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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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過年回阿嬤家，媽媽問我，有看過阿公以前的照片嗎？我搖搖頭，早在我出生前兩年，阿公就走了，對他唯一的印象只有以前餐桌對面牆壁上，高高懸掛的兩幅大頭照，其中左邊一幀就是阿公。我記得黑白素色的光影中，那身筆挺的西裝，梳得齊整的西裝頭，面龐瘦削而略微下陷，雙脣緊抿似不苟言笑，但雙眼透露著無盡的溫婉與敦厚。三歲前我和表妹在中興新村由阿嬤照顧，我們在餐桌吃飯時，他居高臨下與我們相對，表妹於是經常對我說：「好像不管移動到哪裡，阿公的眼睛總是一直盯著我。」
他也總是盯著我，當照片的輪廓浮現心中，那雙眼睛因為微微的失焦，彷彿能以任何角度，看向時空的任何角落。在阿公照片右側，是位女性，深青色帽子下清瘦的一張臉，緊抿著雙唇，周圍遍佈一條條橫走的皺紋。當我目光上移，她正以最凝定的眼神，無限的溫婉與敦厚，看穿過重隔的時空，竟與一旁的阿公無比相似。直到近乎成年，我才逐漸知道阿公旁邊的女性，就是禱詞末尾的我的曾祖母。
在積滿灰塵的櫃子裡，媽媽和我一本本相冊翻找，它們泛黃，有些沾染汙漬，更多的照片已和塑膠膜死死沾黏。我小心翼翼打開，如獲至寶般一張一張定睛，細看遠在我記憶之外，每一個時光的剖面。其中一本相簿裡，我竟發現阿公那張大頭照連同其相框，正縮身一張相片裡，不過前方的桌上還擺放著牲禮和水果。那一刻我才發覺，小時候在餐桌不斷對視的，正是阿公的遺照。翻頁過去，媽媽定格了一瞬，後略顯驚訝地問：「你知道這是誰嗎？」照片裡的人身穿深青色棉衣棉帽，笑得燦爛，一圈圈漣漪自嘴角泛起、擴散，額頭與眼周隨之蕩漾出粼粼波光。
我遲疑了一陣，「那應該就是曾祖母吧。」媽媽點點頭，1948年，她補述了這張照片的年歲。那比這棟房子裡的任何器物都古老，她的回憶遙遠，近若與阿公的追悔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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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因主動脈剝離，阿公倒下了。病情複雜，救護車載著他北上三總求醫。在診間，阿公拉起上衣坐在名醫對面，見他將聽診器掛起，在胸前來來回回聽了數遍，後他搖搖頭嘆了口氣，將聽診器摘下，拉開抽屜對著裡頭的書本翻找查閱。沉吟半晌後對阿公說：「如果我們手術開進去，能找到血管破裂的地方，你就有救。這個需要開兩次刀，第一次先救命，第二次再細細縫補血管破損的地方。但如果之後又發作，恐怕沒有辦法再開第三次。」
那一場大刀，開胸又開心，數十公分的疤痕筆直而下，彷若真要將人從正中剖半，這想必是極其疼痛的，但也讓他得以續命。1991年，阿公將要再度躺上手術台，但某種顧慮讓他抗拒而遲疑，深怕這次開刀挺不過去，會死在手術台上。是時兩岸逐漸解禁，於是他執意要在開刀之前，回大陸一趟。他離家將近半世紀了，出走時一顆年輕的心，看盡生死與漂泊，如今歸來，儘管鄉音無改，鬢毛已衰。他撐著鄰近垂暮的身體，帶著阿嬤搭機香港，轉赴廣州，再乘臥鋪火車以逆反的軌跡，試圖迎回自己的青春年少，如同一個圓因黏合的首尾，收攏起一輩子的追悔。
阿公是湖南人，家族在湖南坐擁大片山頭，家境寬裕，惟其身處大庸群山之中，地勢偏僻，與城裡來往至少須花費近半日的路途。小時候的他每天凌晨三點便需起床，提著燈籠一個人步行過蜿蜒的山路，直到天色亮起，方能恰好趕上小學的上課時間。由兒童至青少年，阿公在家鄉生長，這近若遺世獨立的地方，無論外頭那些軍閥如何割據，國共如何爭鬥，八年抗戰的砲火如何摧殘，一切都彷彿與他無關。這期間，他順利完成小學、中學，及至高中的學業，他又是地主之子，這裡的生活平靜、安逸，彷彿可以永遠遠離戰火和動亂。
然而，是那一場考試讓他的一生徹底改變。大學聯考，阿公名落孫山，失意的他思索著未來，赫然發現自己從出生以來，竟若長久困居一般，足跡從未真正踏出這座山城。他渴望考上大學，去哪裡都好，只要能讓他離家看一看。是時一位與他熟識的軍官調任湖南處理軍務，聽聞他意欲出外闖蕩，便邀他同行。阿公不曾了解軍旅生涯是什麼，那支部隊又終將前往何方，但強烈的慾望驅動著他的雙腳，邁開步伐走向征途。阿公原以為那只是短暫出外看看，很快就會回來，身上只披了件破舊的棉衣棉褲便急欲啟程。
見家門外頭一陣騷動，曾祖母聞聲而出，她機警、憂患，因外面世界紛擾，強烈的不確定感讓她惶恐。聽聞兒子就要從軍，她滿懷不捨，勸他別走，雙目一串光潔頓時零落。她苦言相勸，卻怎麼也說服不動兒子，最終內心的成全與愛讓她心軟，轉身回到房間拿出兩大條黃金，以包袱巾包好，讓阿公揣在肩上。她揮動雙手，極目遠眺，看那踽踽的人影愈來愈小，愈來愈小，直到隱沒在這片環繞的大山之中。
阿公離家了，有些親戚跟著在後頭送行一段。遠去數里，一陣扯動自他衣襬下方傳來，低頭一看，是一個遠房親戚的孩子。是年他僅五歲，兩人在輩份上算是叔姪。那支遠房親戚家貧，和阿公如此富家公子，生活本應無所交集，但阿公和那個侄子竟意外地投機，總如大哥哥一般親近。阿公見他緊跟後頭，揮了揮手，示意他回家，但他卻執拗地拉著阿公衣襬，哭著說他也要一起。無論怎麼趕他走，不消數刻便又見他迎頭趕上。阿公莫可奈何，只好帶著他同行。叔姪二人一段小小的旅行如此展開，他們興奮地急欲看看外面的世界，打算數日後旋即歸返。他們必然從未想及，曾祖母當年的睿智與機警，竟在四十年後巨大的追悔裡如此清晰，而他臨行前隨意拿起放進口袋的照片，那些皺紋裡圈圈漾起的笑意，都成為他一輩子無從再見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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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阿公成為軍人，同一年，國共戰局丕變，雙方勢力出現交叉。部隊從湖南出發，竟一路敗潰，被逼南撤。當他在久遠的記憶裡翻找，往往上排牙齒不自主地緊扣下唇，他想起每一回衝鋒，只要機槍上膛，一陣鑼鼓點密，敵方陣線便會倒下一排。於是共產黨便將俘虜或者投降的國民黨士兵全安排在前線。「面前都是自己的親友，你根本就打不下去！」
無止盡的敗退與跋涉讓阿公迷失、混亂，不明白身處何方，只知道已經離家愈來愈遠。1949年，他和同袍上了船，前往一個從未聽聞過的地方，台灣。曾祖母臨別的贈物緊緊揣在肩上，但渡海船隻遭遇的風浪極大，一眾人在甲板上劇烈搖晃，推擠之中只聽見有人大喊：「快看，掉到海裡的是誰的黃金！」阿公趕忙回頭，才發現肩上已經空空如也。動盪與漂泊裡，他身無分文地踏上異鄉，復於往後數十年裡通過雙手，在這裡打造了自己的第二個故鄉。
來台之後，阿公的部隊分派到花蓮駐紮。一同跟著他離家，最終帶著一起渡海來台的侄子，阿公讓他在廟裡寄居。然而寺廟衛生環境不佳，三餐也不定時，他總是小病不間斷，直到一次高燒到四十度，終於讓阿公驚覺不對勁。在廟裡照顧不易，又無法讓他接受教育，不如還是送回軍中吧，那是唯一可以供他依靠的所在了。多方拜託之下，部隊破例收了侄子當少年兵。長大以後，他有段時間派駐金門，於是南投阿嬤家的客廳櫥櫃中，隔著透明玻璃總能見到許多迷彩塗裝的戰車。小時候的我看見，還未能明瞭那是什麼，心想如此多的模型玩具肯定需要花費相當時間蒐集，但究竟是誰呢？年齡漸長，我終於知道每一部戰車頂端皆有一個旋鈕，轉開後酒香撲鼻而來，原來都是阿公侄子每次放假返台，自金門帶回的伴手禮。它們外層塗裝的綠色迷彩隨著時間內隱、收斂、銹鈍，彷彿飽經時代的風霜，在櫃中一角靜靜佇立。
退伍之後，阿公來到中興新村，在省政府的公共事業管理處謀得一職。他也在此認識了阿嬤，結婚、生子，由光華里一帶的單身宿舍，搬遷至光明里一廳兩房，帶有寬敞庭院的房子，即現在的阿嬤家。戒嚴時期，台灣與大陸沒有直接通郵通航，但對於來台老兵的家書，仍可通過退輔會及在香港的駐外機構，輾轉寄到大陸，那也成為獲知家鄉消息的唯一渠道。
來台的外省士兵多半貧困，且階級上相當卑微，但在大陸的親人同樣不好過。共產政權建立後，開始了一系列的左傾運動，他們擅於無中生有，創造鬥爭與仇恨，及至文革，無數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被打為黑五類，有家人滯台者，更成為當局的眼中釘。在湖南，曾經擁有的大片土地被悉數收走，阿公姊姊的三個孩子被禁止上學讀書，動亂之中，曾祖母被驅趕進入豬圈角落，瘦弱的身軀因為數日的饑饉，終究無法再撐持下去。間隔著一灣海峽、迢迢千里的雲靄，她盼望了許久許久，卻始終沒能等到兒子歸來。身後她被葬在附近最高的山頭上，墓碑向東南方靜立，彷彿以一種絕對且不移的耐心，要用超越一輩子的時間，等待兒子自東南返航。
而他終於真正返航了。1991年，阿公和阿嬤搭機香港，轉赴廣州，後乘臥鋪火車抵達湖南，此時的大庸已不再是大庸，改名張家界。他們在帶領下，沿著蛇徑曲折地爬上山坡，來到了最高處，焚香，祭奠。跨越陰陽的重逢，等了超過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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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過後，阿公恢復了日常的活動，他總在每天清晨四點起床，以一兩小時的登山健走開啟一天的行程。經過了兩場手術，他陸續見證子女畢業、步入社會，也迎來自己的退休時光，然而第三次很快來到。1996年過年，阿公不斷喊著全身發冷，一整天瑟縮在床上不動。二姨察覺有異，趕忙將其送往台中。然而過年的急診室人滿為患，門診停診，醫師也都休假去了。他們於是推著病床，一整個下午都被晾在急診室走廊。苦等許久，心臟外科醫師卻還在路上，恐怕仍須一兩小時才能到院。阿公那時平躺床上，雙腳微微躬曲回縮，嘴裡不斷唉聲喘氣。突然，他的雙腳鬆軟了，由彎曲的姿態下滑，癱在床上，眼球向上一吊，嘴裡不再有聲息。「救命啊！救命啊！」阿嬤見狀焦急地奔跑過走廊，沿路大喊。醫護人員聞聲，趕緊將病床推入急救電擊，但為時已晚。就這麼在急診室的走廊，阿公走了。
九零年代，肯定沒有如今日完整的急救責任醫院制度，也沒有相關的人力配置。事後，大姨曾考慮過對醫院提告，但阿嬤搖搖頭。「當初阿公在三總開刀，算一算也讓他多活了八年，已經夠了。況且三總的醫生也說過，不能再開第三次。」在我面前，阿嬤經常舊事重提：「後來想一想，阿公走了，也好，這樣阿嬤才能專心照顧你啊！」
也是在相近的時間裡，家中的電話響了，湖南那邊來電。他們說傍晚時分，大風刮起，一時霞光漫天，滾滾雲絮向東南方翻湧。他們見天象有異，於是打來詢問是否出事了。「其實認真說來，是我們害了他們。」提及那邊的親戚，媽媽總這麼說：「要不是因為當年阿公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他們早期也不會生活得那麼艱難。不過，他們也沒有特別怪罪我們就是。」和湖南那邊的聯繫過往還算頻繁，在那個大陸仍比台灣更窮困艱苦的年代，阿公固定每月在信件裡夾帶等值人民幣六百塊錢寄回湖南老家。戒嚴時期針對寄去大陸的信件，政府定會逐一詳查，但凡敏感不適宜的文字，就將之塗銷抹去。不過金錢財物倒是完好地寄送，分文未取。
進入八零年代，隨著經濟逐漸自由化，親戚在信中說，不用再寄錢來了，生活條件已經改善很多。而是更多年之後，適逢全台電話號碼改制，縣市碼之後的號碼開頭統一加二。電話裡，對他們重複說了好多遍號碼記得要加二，要加二。但或許是口音的差異，他們聽懂了多少無人可知，只知道自此之後，對岸便不再來電，音訊也隨之斷了。回想起這件事，阿嬤說：「湖南人口音很重啊，他們講起話來，嘰哩呱啦到底說了什麼，你二姨還可以聽得懂一點點，我們的話就幾乎沒辦法。和他們的這些聯絡，終究有一天也是會斷的。」
而那懸垂著的牽連早在阿公大病前，便已開始斷裂。跟著阿公一起來台的侄子，在軍中度過了兒童，迎來成年，後派駐金門。他雖平安長大，在軍中升遷倒也一帆風順，但從未接受正規教育，也沒有習得一技之長。退伍後求職屢屢碰壁，最後在聯結車公司裡謀得一職，婚後夫妻育有三子，幸福的日子本應到來，但某日他駕駛聯結車不慎發生了嚴重車禍，夫妻兩人雙雙傷重不治。小時哭哭啼啼，吵嚷著要離家的他或許從未想及，一次出走，就是一輩子。
1996年仲夏，阿公第二次回到大陸，只不過這次超越了肉身與物質，不再為形體所役。阿嬤、二姨、舅舅三人再經香港廣州前往湖南，帶著南投墳上的一坏土，灑落曾祖母墳前。燃燒的香火，繚繞的輕煙，碎裂的灰燼，阿嬤顫抖的一頭白髮：「湯先揚，我是你在世的妻子王秀幸⋯⋯」時空的阻隔之外，他回到了故土和故人重逢，也同時在海峽的另一端，看顧著子女的生活。1997年爸媽結婚。1998年，我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