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始標題：〈二二八來台部隊紀念碑 成路人坐臥的石凳〉，載於《中時新聞網・史話》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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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全撰，張坤成、汪琪、羅國蓮編輯
圖／徐全提供
在中國江西省景德鎮新廠瓷器研究所院內，有一座國軍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的殘碑，如今成為了石凳，無法樹立，供人坐臥。這座紀念碑，大約建於1940年，和國軍第二十一軍有關。而第二十一軍，又是一個在台海兩岸引起頗多討論和歷史探究的國軍部隊。
愛恨交織在兩岸
國軍第二十一軍於1926年11月成軍，為川軍部隊。抗戰爆發後，轄第一四五、第一四六兩師抵達江蘇安徽一帶，掩護轉進之淞滬會戰國軍部隊。該部第一四五師師長饒國華自戕殉國。1938年5月增援合肥。1939年，轄第一四六、第一四七、第一四八師參加第三戰區冬季攻勢作戰，後策應第二次長沙會戰。1942年參加浙贛會戰。
國軍第二十一軍另有一段廣為台灣人熟悉的歷史，那便是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國軍第二十一軍編為整編第二十一師，於1947年3月從江蘇鹽城、東台前來台灣鎮壓二二起義，成為了許多台灣人眼中的「劊子手」。
殘碑成石凳
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時期，國軍第二十一軍曾在江西浮梁整訓。紀念碑為浮梁各界人士設立。紀念碑碑記全文如下：
「陸軍二十一軍抗敵陣亡將士紀念碑
磅礡正氣，歷危難而益彰，下峙河嶽，上昭日星，益與吾黃帝子孫忠義之氣相輝耀。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所部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師，軍長仁壽陳公萬仞所訓迪淬者也。抗戰軍興，自蜀移師，轉戰泗安、廣德、荻港、魯港及沿江一帶。當是時，倭寇挾其連陷京滬之兇燄，水陸沿江而上，益以空軍肆虐、火燬雷轟，天掀濤沸，倭寇方謂屈我戰志矣。我二十一軍各師官兵扼守險要，沉著應戰，在敵機寇艦慘酷威脅之下淩厲奮發，前仆後繼，誠足驚天地而泣鬼神。大小數十戰斬獲極多，而我慷慨成仁之烈士數亦可驚。其表現忠義之深刻，發揮民族精神淋漓盡致，歷億萬年而不朽。論其成就，則寇燄頡遏，終於愈戰愈弱。而我即後方穩固，皖南贛北，胥蒙其賜。即二十一軍全部亦得次第整訓，更臻堅勁，愈戰愈強，基礎大定，殆將蹈著陣亡將士之血跡向前邁進，廓禹域之寇氛，張吾族之聲威。爰于浮梁新敞公園建立碑石昭銘英烈，其辭曰：
倭侵我國肆其虐，民族群起氣磅礡，蜀軍西來厲劍鍔，勇哉前驅國殤魄，我戰愈強倭愈弱，域內寇氛立掃廓。
江西第五行政區區動員委員會暨浮梁各界抗敵後援會敬立
民國29年元旦立」
這座紀念碑顯然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被破壞過。因為，一座紀念碑絕對不可能只是一座石板。如今剩下的只是殘碑殘石了。現在，我們只能看到鐫刻碑記的石板，成為一座石凳，供人坐臥，不能樹立。
歷任指揮官 命運軌跡不同
國軍第二十一軍歷任軍事主官的人生際遇亦是跌宕起伏。首任軍長是川軍元老劉湘。劉湘長期擔任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與蔣中正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但對日抗戰爆發後，劉湘積極鼓勵川軍前往抗戰前線、報效國家。1938年1月，劉湘在南京保衛戰後不久，劉湘忽然因病過世，留下「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的遺言，激勵川軍繼續作戰。但亦有眾多史學家提出，劉湘的忽然病逝，實為國軍軍統方面毒害所致。
劉湘逝世後，葬於成都紀念諸葛亮的名勝古蹟武侯祠一側。劉湘墓稱「劉故上將墓園」，結構布局類似南京中山陵，氣勢宏偉。但1949年後，劉湘墓遭到嚴重破壞。1950年代初被中共軍政機關用作油庫。墓葬封土、「劉故上將墓園」匾額被毀，墓園建築房屋被當作機關辦公室使用。墓地神道碑於1965年被毀，漢白玉篆書石碑「故陸軍上將劉諱湘神道銘」不復存在。牌坊門仍存，但牌坊上的「劉故上將墓園」匾額被毀。旌忠門紀念坊仍在，但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寫的「永念忠勛」匾和背面由蔣中正題寫的「颯爽猶存」匾被毀。兩座碑亭，分別是國葬令碑亭和褒揚令碑亭，兩座紀念碑已經被毀，褒揚令亭也被毀，目前只有國葬令亭。墓冢方面，1966年8月，劉湘墓被挖開，遺體被焚毀。因此，如今的劉湘墓是重建的。
第二任軍長唐式遵是劉湘的軍校同班同學。抗戰時期帶領國軍出川並長期在鄂豫皖地區抵抗日軍進攻，並負責長江流域的江防。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國軍對中共指揮的陸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的皖南圍剿（即皖南事變）中，唐式遵是事變爆發區域的軍事主官。因此，在中共革命史的角度看，唐式遵是皖南事變的責任者之一，被中共視為敵人。抗戰勝利後，國共戰爭爆發，唐式遵成為四川省主席，堅決不向中共投降，最終在1950年戰死陣亡，成為國共戰爭中唯一陣亡的省主席級別的國軍將領。
第三任軍長陳萬仞早年曾留學日本，抗戰時期曾參與南京保衛戰，長期在安徽一帶堅持作戰，參與浙贛會戰。1949年底宣布向中共投誠，但後來被中共認定為「右派分子」而被迫害，在1962年病逝。直到文革後，中共方面才宣布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
第四任軍長劉雨卿，抗戰時期曾參加淞滬會戰、南昌會戰。1947年率領部隊前來台灣鎮壓二二八起義。但中華民國遷台後，劉雨卿也來到台灣，擔任總統府參議、中央信託局顧問、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劉雨卿曾經向台灣人開槍，但最後反而是在台灣走完了人生。
末代軍長王克俊最終在1949年末選擇帶領部隊投共，成為中共全國政協委員，1975年病逝，生命結束在文革中，被後世國軍軍史學者視為「哀將」。
今人之責：堅決抵抗極端政治回潮
2014年，北京當局在公布第一批抗日烈士和群體名錄時，來自國軍第二十一軍的饒國華將軍赫然在列。從對日抗戰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一份遲來的肯定。同時，2015年8月18日的四川《華西都市報》有一篇題為〈饒國華訃告書70年後現身 蔣介石等國民黨軍官題字〉的文章令筆者倍感滄桑。在這篇報導中，一個父輩曾經參加國軍抗戰的農民，拿出了家中珍藏的《饒弼誠先生訃告》。這本書由國府主席林森題寫書名，記載了饒國華將軍陣亡後軍政各界的題輓以及饒國華生平事略。但是，據〈饒國華訃告書70年后現身 蔣介石等國民黨軍官題字〉記述，這樣一本極為珍貴的史料，卻在1960、70年代，只能用油紙包住，然後藏在煙囪之中──因為在當年，這是反動書籍，萬一被發現，罪過不小，不堪設想。本質上，這和國軍第二十一軍紀念碑殘碑臥為石凳，是相同的悲劇。
不同的脈絡，一樣的悲情
在另一個歷史脈絡中，1947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到台灣來進行鎮壓，成為了台灣歷史的傷痛和悲情所在。不論是當時還是後來的歲月，沒有人權保障的司法體制、隨意逮捕和拘押、隨時失去生命的恐懼、言論自由受限等等，都成為一代人的回憶。
在更深的角度看，當年在軍部勢力的主導下，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對外開啟侵略，最終連歐美也與之為敵，日本在二戰中成為全世界的敵人。這是巨大的教訓。
一本還原歷史事實的書要藏在煙囪中，紀念碑被毀而臥為石凳；軍隊可以不經司法而隨意拘押處決人民；軍人主導本國政治、壓制言論自由、最終發動對外侵略，這三者都是極端政治。紀念和反省這三種不同形式的歷史悲情，就是不要再讓那段歷史回來。這是今人的責任。如果利用歷史去宣揚極端國族主義，這才是值得警惕的思潮。至少，誰都不要再走二戰昭和日本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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