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張郁廉，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迅速以武力佔領了華北。當地各大學多遷往後方。燕京大學乃是例外，它以校產及經費均為美國所有為由，繼續懸掛美國國旗，對付日本，藉以維持校務，勿使中斷。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對日宣戰。北平燕京大學即被日軍包圍，宣佈解散。學生及教員被拘押數十人。司徒雷登校務長也被軟禁，直到戰爭結束，方恢復自由。
燕大被日軍解散的消息傳到重慶，燕大校友群情激動，一致決議要在後方復校，遂召開臨時校董會，推舉梅貽寶為復校籌備處的主任。當務之急是解決校址，迎接由淪陷區來到後方的燕大師生。籌備處經權衡利弊，最後仍以成都為首選。理由是成都為大後方的重心，又接近陪都重慶，是四川稻穀的匯聚點。成都講文化，素有「小北京」的稱號，而最有說服力的因素，是成都基督教大學聯名表示歡迎燕大在成都開課，共同營造「教育之都」。四川省主席張群先生及燕大校董孔祥熙先生也大力支持。
我聽到好消息，說1942年（民國31年）北平燕京大學將在四川成都復校，6月開始招生，10月開學（較其他大學遲兩周），十分興奮，向已工作了兩年的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辭職，到成都續讀一年，完成大學教育，以不負父親對我的叮嚀和希望。
離開國際宣傳處，雖然不失為明智，但也經我事先反覆衡量、取捨，畢竟不容易。國際宣傳處在抗戰期間的重要性、聲譽、地位，除了中央通訊社，少有同類機關可與之分庭抗禮，而同事之間感情融洽，猶如處於一個大家庭，同甘共苦，工作、吃、住都在一起。我的工作很有意義、很重要，而我勝任愉快。
國際宣傳處培養出來的青年才俊，以後不少成了國家的棟樑。葉公超、朱撫松做過外交部長，董顯光、沈琦、朱撫松、沈劍虹、淩崇熙、溫源甯、葉公超、邵毓麟、夏晉麟、鄭寶南等人當過派駐各國的大使。在台灣，原國際宣傳處同仁擔任新聞局長的先後有沈琦、沈劍虹、魏景蒙三位。經幾番掙扎，我決定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
辭職手續辦好了，入學許可也得到了。離開重慶前，偶然遇到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我把去成都讀書的事告訴他。他很贊成我的決定，並說：「畢業後回重慶，歡迎你到中央社來工作。」短短幾句話，對當時的我，是多大的一份力量，一份鼓勵！於是，我滿懷信心地到成都去了。
9月底，我在成都就學的前夕，接到繼母托人從哈爾濱輾轉寄來的信。她告訴我，我的父親在日本的統治下，受盡了折磨、屈辱和饑餓，感染了斑疹傷寒。得病後，因得不到良好的營養和治療，於1942年5月在哈爾濱不治死亡，那個時候他還正值五十六歲的中年時。父親臨終時不斷叫著我的名字。每念及此，心如刀割。失去父親，使我悲痛逾恒，我無比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無力和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父親在世時，女兒無法遵循他的意願讀完大學，這是重大的遺憾。如今，哪怕遇上千難萬難，也要完成父親的遺願。多年來，我所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的都是妻離子散或生離死別的人間大悲劇，而這些都是日本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所造成！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華兒女又豈敢稍忘？！
許多年以後，我見到復成弟，他還告訴我一些我遠在四川，和家人斷絕了音訊那十年所發生的事情。父親再三囑咐復成兄弟，假若有一天，生死不明的叔叔回來，一定要把家產分一半給他。復成弟最後一次回山東老家朱由村，是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鄉安葬。那時外婆還健在，四姨父也回來了，四姨生了一個男孩子，和外婆住在一起。而瞎眼的奶奶復明了，我想她患眼疾是當時生活過於清苦，營養不足所致。
文廟權充男生宿舍
燕大在成都選址頗費周折。美、加教會合辦的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校址在成都城外岷江南岸，稱「華西壩」，校園廣闊，校舍壯觀。但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及濟南的齊魯大學，已先後遷到成都，與華西大學合作，共用華大的課室、圖書館、實驗室等設備，並在校園旁的邊緣地帶建造臨時宿舍。華西壩既已「客滿」，燕大只好另作打算，在成都租下華美女子中學及啟化小學的校舍，這兩所學校毗連，地址在陝西西街廿七及廿九號。兩校的師生因躲避敵機轟炸，早已疏散到外縣。兩校對街就是衛理公會禮拜堂和同仁眼科醫院，桂毓即在此醫院實習。
華美女中的主要建築，是一棟兩層高樓宇，內有教室六七間，還有小型禮堂和閱覽室。原來的頂樓、陽臺、過道等，加以簡單裝修，即可辟為辦公室。大樓的前院較小，後院較大，建有三層樓房一座，下層是女生食堂，上兩層是女生宿舍，住進一百二十名女生。我和室友
湖北籍的耿曾蔭住在三樓，室內雙層木板床，她睡上鋪，我睡下鋪，一張書桌共用。耿是由淪陷區來後方就讀的，好像是大二生。我們相處融洽，只是她較懶散，衣物、書籍亂放。有一天深夜，宿舍發生火警，濃煙彌漫，我睡夢中驚醒，急忙穿好衣服，先把被褥、衣服、書籍用床單包好背上手提著大皮箱，由三樓急速走到對街的同仁醫院人行道，再返回宿舍幫助耿曾蔭收拾凌亂的衣物。這一教訓倒使她知道，必須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好。耿曾蔭的男朋友阮某是驅逐機飛行員，他每次出任務，我陪著她提心吊膽，直到他安全返回基地為止。所幸一年多後，抗日戰爭勝利，他們結婚生子。後來我在台灣還和他們見過面。
啟化小學規模有限，校舍用作教員宿舍，每家兩間，梅校長一家也在內。男生和單身男教員則借用離陝西街和華西壩不到半哩的文廟，還算方便。二百多男生擠在各廟室雙層木板床上睡覺，大成殿則用作餐廳，就這樣，勉強解決了男同學的食宿問題。戰時生活越來越苦。成都人口驟增，電力不足，只好分區輪流停電，先是每四夜停電一次，後來每三夜停電一次。晚間學生集中在禮堂，學校發給菜油燈用以溫習功課，但油燈下看書效果不佳。再就是人人營養不良，疾病叢生，醫藥又缺乏。我當時身體瘦弱，極度貧血，低頭彎腰頭暈眼花，甚至暈倒過幾次。多虧成都不是軍政要地，日機很少來空襲，免去跑空襲警報之苦。
另外，成都有我的好朋友景荷蓀、李賦蕭、羅協邦，還有孫桂毓，他們盡心盡意地照顧我。景荷蓀已再嫁，丈夫是湖南籍的營建商何遠經先生，何不到四十歲，為人正直忠厚，婚後生活美滿。荷蓀還在金女大任助教。李賦蕭醫科畢業後，在成都市立醫院做實習醫師，並有了男朋友王培仁，他也是醫師，兩人情投意合，已有結婚的打算。羅協邦由重慶遷居成都，是因為其夫易國瑞調職，到成都郊區新津飛機場任場長。協邦曾抱著一歲多的女兒易榕青到燕大來看我。我畢業前，協邦生下長子易正宇，派吉普車接我到新津住所吃滿月酒。
1937年在漢口馬路上巧遇的韓伯母（韓松林的母親），也到成都勵志社任職，工作與蘇聯空軍有關，免費供應營養伙食。韓伯母經常把她那份早餐中的一隻雞蛋煮熟，自己不吃，帶來給我，戰時能吃到雞蛋很不容易。她的長子韓墨林被派到新疆工作，那邊情勢複雜，到職不久就失去聯絡，從此失蹤，生死不明。那時她的次子松林的工作即將結束，他體格粗壯，身材高大，因年齡、經濟及學歷的限制，無法進入普通中、大學校，我建議他去投考軍校。
回爐當學生
1942年10月1日，在四川成都復校的北平燕京大學正式開課。註冊學生依照預計共有三百名。從北平來成都復學的舊生，無法限制，隨到隨上課。第一學年結束時，學生共計三百六十四人，其中約一百五十名是來自北平的舊生。我和余夢燕雖然來自重慶，但算是燕大的「老舊生」。繳清全年學費五百元後，選好科，住進分配的宿舍，開始上課。交了學費，身邊留下每月的伙食費，至於零用錢，則沒有著落了。幸好我在學校申請到一份工作 ——幫助哲學系施友忠教授上課時點名及批改同學的考卷。
我除選讀了一兩課教育必修課程外，還選讀了梅貽寶教授的《哲學概論》，並和余夢燕選了政治系一門頗難讀但叫座的《國際公法》，是吳其玉教授的課，每週兩次，還要到華西壩和別校同學一起聽課。另外，我選了家政系楊敏嫻教授的《營養學》，對各類食物及各種維他命有了較深的認識，使我一生受益。
在成都回爐當學生，生活雖然清苦，卻是一生中最輕鬆愉快的一年。好友們知道我哪天沒有課，就到學校來看我，不忘帶些食物和必需品。每個週末，我固定到荷蓀家住上兩晚，週一再返校上課。荷蓀的家舒適雅致，在那裡無拘無束，感覺實在好。住所是一棟兩層小洋房，前後有院。每個週六一下課，我就迫不及待地往荷蓀家跑，一進門就聞到燉肉的香味。荷蓀悠閒地坐在客廳火爐旁，一邊烤火，一邊細心燉煮濃郁的肉湯，供我進補。荷蓀永遠是那般善解人意、真誠親切、從容不迫，讓人從心底感到溫暖。學校伙食很差，主食仍是難以下嚥的「八寶米飯」和「炒空心菜」，偶爾有幾片肥豬肉。週一清晨返校時，荷蓀總不忘讓我帶一罐熬好的豬油，每餐往熱飯中加一匙豬油拌醬油，滋味至今難忘！
另外，每天午餐時，學校廚師特別會為我蒸一小碗豬肝，這也是荷蓀看我嚴重貧血而商請校方提供的。何遠經戴著一副金邊眼鏡，文質彬彬，不慌不忙，話不多，也像荷蓀一樣，待朋友肝膽相照，對荷蓀專一，愛護備至，十分顧家。他從事營造業，每日很忙，有自用三輪車一輛上下班，每次他返家時，老遠就聽到三輪車的叮噹聲，這是他先通知家人：我回來了。有一次，我在荷蓀家，荷蓀預備了一桌豐富菜肴，囑咐何遠經早點返家共進晚餐，結果左等右等不見他回來。荷蓀見菜飯涼了，一次一次拿去再熱，端進端出，等得實在不耐煩了，臉越繃越緊，爭吵有一觸即發之勢。不一會兒，遠處傳來叮噹聲，主人回來了。我躲到一角，不想參與紛爭。只見荷蓀態度忽然大變，笑臉迎門，噓寒問暖，端茶遞巾，愉快地招呼大家就座進食。
事後，我問荷蓀為什麼那麼虛假，裝模作樣？荷蓀說：「假若我不忍耐，這頓飯大家還能吃麼？過去就算了，要多為他人著想。」遇到李賦蕭值班的週末，她不能外出，我和荷蓀會帶去肉、菜、饅頭到賦蕭醫院宿舍，燉上一大鍋羅宋湯或大鍋菜，大家又吃又喝又唱，其樂融融！住在學校，晚上餓得發慌，耿曾蔭會帶我溜出校門，到街口攤販處買個燒餅夾豬頭肉或豬耳朵，有時到附近有名的「吳抄手」吃碗豬油拈麵（豬油拌乾麵）或一碗紅油抄手（餛飩），這對我們窮學生來說，是十分奢侈了。
做學生的日子過得特別快，轉眼到了寒假，有家的紛紛離校，學校雖然為無家可歸的學生留下幾間宿舍，但停了伙食，學校裡冷冷清清。我被荷蓀接到她家，住在樓上主臥房隔壁的房間。正趕上荷蓀生產坐月子，她為何遠經生下一個兒子，全家喜氣洋洋。女主人聲明在先，坐月子期間絕不下樓，也不管家務。每日清晨傭人王嫂端來一大碗「酒釀蛋」（加兩三個荷包蛋）給產婦「發奶」，接著敲我房門，送來同樣一大碗「酒釀蛋」，說是太太吩咐的，不能拒絕。如此，整個寒假我陪著產婦，晨、午、晚都在樓上，吃同樣的滋補食物。
荷蓀說一定要把我弱不禁風的身體養壯。每天下午，大家聚在樓上小房間，喝「下午茶」。賦蕭差不多每天都來，享用加糖和牛奶的紅茶，另有荷蓀早就備存的各式小點心。她們總是把最大的那碗熱騰騰、香噴噴的奶茶給我喝。不知喝了多少次，直到有一天我無意中看見荷蓀把她的乳汁擠入一個杯子裡，加上好友們每天喝奶茶時的眼神，證實了我的想法：我喝的是荷蓀的乳！為此，我曾大喊大叫，又吐又嘔。吵鬧平息後，賦蕭說：「人乳最富營養，醫院中多少人想買都買不到。照照鏡子看你現在的臉色多紅潤亮麗，這都是荷蓀的苦心啊！」
寒假結束，返回學校，我確實是精神奕奕，身體強壯多了。再苦讀半年，就要畢業了。這時，對日抗戰已進入第六個年頭，在日偽的全面封鎖下，物資更形匱乏，通貨漸見膨脹，全國同胞艱苦支撐，同學們的生活越來越苦。幸好四川素稱「天府之國」，糧食勉強可以自給。學校當局也費盡心力，維護同學們學業的正常進行和人身安全。
有一天，荷蓀到學校來看望我，我拿出一雙灰藍亮色的新麂皮皮鞋，請荷蓀代我在拍賣行寄售。這雙鞋子是好友韓素音從英國倫敦托人送給我的。當時後方小型拍賣行林立，家中存有舶來品和較值錢的衣物的人，會拿去寄售，得款用以貼補日常開銷。荷蓀先是不肯，後來被我說服，但她再三說我定價太低。我說能賣出就算不錯了。幾天後，她興奮地跑來告訴我，鞋子一寄售就賣掉了，並強調當初她就說價錢訂得太低，提高些就好了。把售款交給我後，嚷著要我請客，到華西壩「 TipTop」咖啡店喝下午茶。6月我畢業之際，荷蓀買了三件同花色的綢料做成旗袍，分送給我和賦蕭，一件留給她自己。我穿著這件旗袍照了戴方帽子的畢業照。參加畢業典禮時，荷蓀叫我到她鞋櫃找一雙合意的鞋子，我打開鞋櫃時，我那雙灰藍麂皮鞋赫然在其中。她說：「不要生氣，我知道你喜歡這雙鞋，就算是我送你的畢業禮物吧！」她的用心怎能不深深感動我！
這時，荷蓀和賦蕭還不放棄，又忙著為我介紹男朋友。荷蓀請何遠經邀請一位單身工程師，賦蕭邀了兩位年輕未婚的醫師到荷蓀家吃晚飯。結果他們無意，我也無心，「相親」一幕無疾而終。最後荷蓀諄諄勸我：「我看來看去還是那位孫小子對你最誠心，你還是回重慶吧。快三十了，還東挑西選，當心沒人娶你。」
峨眉山見佛光倒映
我即將離開成都返回重慶時，燕大校長梅貽寶夫婦邀我同遊峨眉山，我欣然應允。梅校長夫婦、教育系廖泰初教授、一位女士（忘記姓名，是梅家友人）加上我，一行共五人，包租一條帶篷的木船，由船夫帶路，沿岷江向西南悠然划行。沿途數度停船登岸，除欣賞兩岸美麗的自然風光外，還體驗了四川村莊的樸實民風。船行至樂山，改乘公路客車到鄰縣峨眉，抵達目的地峨眉山。在樂山，我們應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在台灣曾任教育部長、國史館館長等要職）的熱誠邀請，停留一日，參觀四川大學及從武昌遷來樂山的武漢大學。
峨眉山海拔三千多公尺，在四川西南的峨眉縣境內，是我國的著名佛教聖地。重疊秀麗的山巒，蓊郁的林木、飛瀑、流泉，神奇的金頂佛光、佛燈，兩百多所大小寺廟，教人流連忘返，連高山上成群的猴子，也為遊客們津津樂道。山下有出租的滑竿（滑竿是兩根粗竹竿中間懸掛著坐椅，由兩個身強體壯的年輕人前後抬著，是年老者或婦孺登山的工具），但我們取步行，一路慢慢地走，隨興觀賞。共走了三天，夜宿寺廟客房，倒也方便自在。遊過報國寺、萬年寺、白龍洞、清音閣、一線天、洪椿坪等名勝後，到了最高也最有名的金頂寺。這裡海拔高，氣壓低，空氣稀薄，六月炎熱天，山上也有如冬季，十分寒冷。我們都從廟中租了棉衣，圍爐烤火取暖。第二天清晨起床，發現每個人的臉部都變了形，臉和手、腳都腫脹了，眼痛頭暈，呼吸急促、困難，山上住持告訴我們是「高山症」，其中最嚴重的是梅貽寶校長，雇了滑竿被抬下山。說也奇怪，到了平地症狀馬上消失了。不過，在金頂，除了梅校長，我們四人未放棄機會，在導遊引領下，下午兩點鐘左右爬到金頂最高處的平臺，俯瞰懸崖下萬丈深谷，看到對面山谷中出現太陽反射出來的大光圈（俗稱佛光），光圈裡映著自己的倒影。這種自然界絕奇之景，一生中難得一見！
有些鄉下來的朝拜者見到這種影像，認為自己「得道」，遂忘我地跳下懸崖，葬身谷底。為此，這裡用粗鐵鍊隔開，並寫有「想一想，跳不得」的告示。傍晚天色將暗時，可以看到千萬盞光閃閃的「佛燈」，在蒼綠的山谷深處飄浮。據說是這一帶山中蘊藏豐富的磷礦所致。回程我們順路還遊覽其他的名勝，如樂山、岷江東岸的世界獨一無二的石刻大佛，名妓薛濤殉情的古井。二十一天峨眉山之旅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梅校長夫婦的關懷和廖教授一路上殷勤的照拂，雖使我無限感激，但我去意已決，不願多生枝節。
我終於讀完第四年大學課程，於1943年（民國32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學畢業。父親當年的叮嚀使我受用終生。持有大學畢業文憑，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我站得住腳，能夠發
揮自己的能力為社會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