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作者趙文心（1931）女士，出生在遼寧田庄台鎮，鎮的東邊就是遼河。她一生中二次離鄉，最後安居台灣。本書敘述了趙女士的生命行跡，除了個人及家族的經歷，也有大時代背景的描述。
本系列除了陳膺宇先生為本書所撰寫的書介之外，經過作者同意，我們也從書中第四章〈出逃東北〉的七篇文章中，摘錄了偏重敘述個人與家族經歷的六個篇章，它們聚焦於趙文心女士1947年至1949年第二次離開家鄉來到台灣的這段生命故事。
從摘錄的篇章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勢力如何消長，以及大時代的政局變化，也可以感受到小人物在批鬥的壓迫下出賣至親的無可奈何，為過河求生存而攀爬尖銳鐵橋殘骸的膽戰心驚，以及全家在走投無路時，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無依。
我們在此推出的篇章，也包括本書其他章節的圖片。此外，作者趙文心女士及家屬，在此特別感謝李敏宏師姊無償擔任《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的總編輯及校對，使得書籍能夠順利出版。
文／趙文心口述，游尚傑主筆
圖／擷取自《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電子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後，我已經在盤錦老家待了八個年頭，完成了滿洲國的標準初小、高小教育，轉眼就要上中學了。上口子村教育資源不多，媽媽於是把我送到離盤錦最近的大城市瀋陽，就讀瀋陽第二女中，開啟了我的中學生涯。遙想當年，舅舅應政府之邀，到瀋陽創辦新民中學、新民小學，可真是躊躇滿志，懷著為國為民的抱負。誰知幾年之內風雲變色，滿洲落入日本人手中，舅舅亦遠走北平，過往的努力彷彿化作烏有。但世事難料，十五年後時局再度輪替，而我踏上這座舅舅曾經努力耕耘過的城市，對未來懷抱著無限憧憬。
然而，那個年代之下的中國，可從來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情。
蘇聯在一九四六年撤軍以前，就讓大批的共產黨成員進入東北，搶先於國民政府到來之前接收機關。導致姍姍來遲的中央政府官員，只能局限在大城市發揮影響力，對於農村鞭長莫及，等於整碗讓共產黨端去，自此中共的勢力快速成長，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政治策略，在這幾年的崛起過程中，已經被證實非常有效果。
在對日作戰期間，雖然國民政府與共產黨表面合作抗日，但檯面下的較勁也所在多有。毛澤東曾經說明，共軍在對日作戰中的主要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
其中「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當然沒什麼問題，但「創造根據地」恐怕會讓國民政府感到壓力，而「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則是公然挑戰國民政府。這些雙方本質上的矛盾，在日本大軍壓境的情勢下，只能轉化為「黃橋戰役」、「皖南事變」等局部衝突，國、共這兩塊核心思想如水火不容的鐵板，就像板塊運動一般，需要正常的能量釋放。
共同的敵人既然消失，國民政府與共產黨這種表面友好的戲碼，已經沒有再繼續演下去的必要，雙方都撕下面具，露出了真面目。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共產黨已經不是當年兩萬五千里長征時期，被國軍圍剿得抱頭鼠竄的狼狽模樣。他們在二戰期間漸漸發展根據地，到了日本投降的時候，據統計已經有超過一三○萬紅軍、二六○萬民兵，加上超過一億人口的直接控制區域，論數字與實力，已經幾乎可以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先前提到，蘇聯將東北資源豐富的沃土、日軍遺留的先進裝備，大量轉交給共產黨，彷彿替後者注入了腎上腺素。一時之間情勢逆轉，共產黨至少在東北的聲勢上，已經隱隱壓過國民政府，雙方的衝突終於在這時一觸即發。
一九四六年，雙方雖然在各地時有戰鬥，卻談不上全面戰爭。國共雙方主要爭奪的地盤為東北、華北一帶，從蘇聯手中接下的滿洲地區，儼然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基地，是誓死不能拱手讓給國軍的領土。於是，剛經歷過滿洲國的起伏興滅，卻能僥倖讓我和平成長的這片土地，又再次捲入了戰爭的波瀾之中。
在老家的鄉親，聽到共產黨的消息，通常都會給他們起一個綽號叫「八路」，像是「八路佔領了哪裡哪裡」、「八路打了敗仗……」等等描述。這些消息聽在耳裡，雖然感受到局勢暗潮洶湧，但總覺得八路離自己還有段距離。然而，在蘇聯紅軍撤兵之後，共產黨開始接收東北農村，勢力漸漸坐大。
到了一九四七年，當時陪伴我在瀋陽第二女中求學的母親，聽聞家鄉就要被八路給佔領，面對此一世道巨變，心中萬分惶恐。特別是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世家大族，坐擁土地財富與幾十位家丁，在共產黨的眼裡，絕對是資產階級的「布爾喬亞」一族，包準是被批鬥的對象。但先前已經提到，我母親是個勇敢堅毅的女性，曾領導家族挺過日本人的統治時期，已沒有什麼難關能夠嚇著她。於是母親決心帶我先暫時離開瀋陽返家，一方面家中需要主持，一方面也得探探這共產黨的虛實再說。
這種顛沛流離的情節，打從我出生就沒少過。九一八事變時，為了捉摸不定的時局遠走北平，又因七七盧溝橋事變返鄉。而此時國共對峙局勢不明，讓我再次從人生的正軌上被抽離，等待命運的宣判。但我和母親都不知道，在這個當口，家已經回不得了。
從瀋陽往盤錦老家的路上，我們數度停留旅店，等待運輸工具，後來回想這也算救了我們一命。有一天晚上我們途經牛庄，一個身披麻袋、臉塗鍋灰、頭戴斗笠的神秘人突然接近我們，等到確認四下無人時，才露出真實面目。我和母親都大吃一驚，原來是家中管事多年，也是母親得力助手的孫爺爺。
但孫爺爺怎麼會在這裡？不是應該在老家督導家丁幹活嗎？我們心中充滿了疑問和恐懼。孫爺爺語帶顫抖地告訴我們，就在前些日子，八路大舉入侵上口子村，村裡已經被徹底接管。熟知共產黨那段時期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一旦來到一個地方，首先必定會接觸底層民眾，挑起階級鬥爭，形塑資產階級為共同敵人。接下來鼓吹示威遊行、批鬥地主、分發資產，這些都被稱作是「土地改革」的必經之路。如今回想起來，不得不承認當時共產黨這些階級鬥爭手段的效果驚人。戰後的中國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如果現成的地主財產、土地立刻分配給一無所有的百姓，沒有哪一位無產階級會拒絕，二話不說馬上成為共產黨的死忠支持者。
八路進到上口子村之後，共產黨的幹部馬上鎖定我們富甲一方的趙家，強佔我家大宅為「會房」，也就是共黨幹部的辦事處所。當時祖父母早已逝世，母親又不在村上，八路於是拿叔叔來開刀。首先說他為富不仁、壓榨勞動階級，再說他五體不勤，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當時正在營口教書，才剛回鄉的他，如何能應付這種家中突如其來的變故？一向受家族庇蔭的叔叔，這時全然不知所措。
當時共產黨迫害地主的手段很多，許多殘酷的刑罰更是聲名遠播。每當共產黨定期集會時，每個人都要發言，內容不外乎相互鬥爭，或至少要找出批鬥對象，才能顯得自己忠於共產主義，否則難以向上級交代。一旦被共產黨幹部認定為批鬥目標，動輒被五花大綁、戴上高帽子跪在人民面前，任人唾罵，這還算好的。更有人被綁上布條，高掛在樑柱上讓人羞辱，這稱為「放天燈」其下場必然是九死一生，再恐怖不過。
我們在上口子村的鄰居，就有人這樣被鬥死，如此血淋淋的警告就在眼前，你說叔叔能不害怕嗎？在窮凶惡極的共產黨幹部包圍之下，叔叔眼前有活路與死路各一條，而他選擇了活路。叔叔開始和一切家務、家產撇清關係，向共產黨說，這些家族大事都是我母親在管理，與他全然無關。家裡的農收、商品販賣叔叔一概不知。
家裡的事情，的確是由我母親全權管理，這點從家丁或是鄰里的口中，也可以略知一二。所以叔叔的這番說詞，一部分的確是事實，共產黨因此沒有取他性命，只是將他下放勞動、思想改造。然而，就在那個時候，我家大宅的門樓都給人拆了，共產黨一湧而入搜刮財物，連地板都整個被掀起來搜索。而東北大戶人家最賴以儲存糧食的地窖更不用說，裡面的食物、財物馬上被劫取一空，半點不剩。
聽孫爺爺說到這裡，我和母親已是眼前一片黑，完全無法想像短短的時間內，屹立不搖的家族居然已如風中殘燭，眼看就要覆滅。孫爺爺警告，現在共產黨正在老家等著，只要母親回到上口子村，必定死路一條，沒有第二種可能。講到自己服侍了大半輩子的家族，走到這般窮途末日，孫爺爺也不禁老淚縱橫。原來在土地改革之時，共產黨聚集了家裡長工，將一部分田地、財富分給大家，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步驟。孫爺爺因為身為總管，被共產黨視為「富霸走狗」，專門替雇主發聲、助紂為虐，沒批鬥他已經算是相當客氣了，更不可能分給他絲毫土地、財產。盡心盡力幫母親分憂了十幾年光陰，卻因為共產黨，落得孑然一身，這叫孫爺爺怎能不哭？
儘管受到天大打擊，我的母親依然展現她的柔韌和堅強。她輕聲安撫孫爺爺，同時把手腕上的鐲子取下，交給了孫爺爺，感激他孤身犯險前來警告，不然等到我們母女二人回到村裡，恐怕轉眼間就成為高吊天上的屍首了。母親恨自己此時無法幫孫爺爺什麼，只能用身上的鐲子當作告別的謝禮，而我們與孫爺爺也從此各奔東西。回想當時我的母親縱使自己也處在這前途茫茫的境地，卻還是如此仁慈，凡事先想到別人而不顧自己，如此事例不勝枚舉。遙想家鄉有財有勢之人不知凡幾，均陷入人間煉獄，我們有幸得到孫爺爺的警示而沒自投羅網，想來也是媽媽一生仁人愛物的福報吧！
看著母親含淚與孫爺爺道別，即使是年輕的我也知道，再也沒有機會回去那安穩平和的童年了。但我們卻不曉得，下一次再度踏上故鄉的土地，要等四十多年之久，那時無論是我還是母親，都已經白髮蒼蒼了。而我後來，也再沒能見到孫爺爺。
話說叔叔不堪共產黨的折辱，將一切責任推卸給母親，害得我們母女倆有家歸不得，我一直以為母親對叔叔可能會懷有怨懟之意。但四十多年之後，我和母親回鄉探親。在那段重返家園的日子裏，我才發現母親與叔叔之間並沒有什麼疙瘩。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共產黨的手段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無論你是鐵打的身軀，最後都勢必屈打成招，沒可能逞英雄。母親人在外地，還有逃亡的可能，人就在共產黨手上的叔叔，當然只能求自保。更別說叔叔一家還有九個小孩，個個嗷嗷待哺，他怎麼能容許自己被鬥死在那個當下？這種無奈，也唯有親身經歷過當時恐怖歲月的人才知道，是無法天真、單純地怪罪任何人的。
叔叔雖然逃過一劫，但家產已被散盡。六個兒子都往外縣市跑，非得遠到異鄉，才不容易被認出是地主一家，也才能免除再遭批鬥之劫。叔叔自己則四處流浪，一會兒投靠這個兒子，一會兒投靠另一個，讓別人遍尋不著。有時候住上一陣子，周邊的風向感覺不大對的時候，馬上連夜搬走到另一個兒子家裡。叔叔是這樣戰戰兢兢地度過幾十年的光陰，可見當時一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這一輩子的路可就難走了。
回溯戰後紅色浪潮席捲之時，很多老資產階級就是這樣度日。像我的一位堂妹，因為身為世家大族之後，被共產黨打為「黑五類」，在學校不但被老師另眼相待，同學也爭相排擠，後來壓力太大，連學業也沒能完成。
最初開放回去探親的時候，叔叔已經在其中一位兒子家住得穩了，不必再四處流離。這麼多年來，他的兒子們也沒好過，整天提心吊膽，怕被人指認為地主後代。後來這位兒子把握機會表示忠誠，還主動擔任紅衛兵，終於洗刷罵名，最後成為解放軍的一員，可以說是奮鬥大半輩子換來的一時平靜啊！不過這些都是後話。
在牛庄的那一個夜裡，看著孫爺爺離去的背影，我和母親意識到自己不再有「家」，突然之間感到驚恐不已，就像失根的野草被風吹起，不知何去何從，只能先暫時投靠離家鄉有段距離的大姨家，再另做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