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文心口述，游尚傑主筆
圖／擷取自《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電子書
戰局惡化，南京市已無險可守，解放軍渡江攻擊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在南京的公務機關開始大規模地撤退。兵荒馬亂的當口，人們就像無頭蒼蠅，既不知道該往哪去，也不知道該怎麼出逃。託舅舅的福，我們與舅舅所屬機關一同撤離，而隨行家屬也可以得到照料。為了能夠順利搭上大家撤退的便車，我還特別變更姓氏，和舅舅一樣姓張。
政府機關遷出南京市之後，首先來到杭州。我們在這個以「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聞名的江南水鄉澤國，度過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因為戰況複雜，隨時都有變數，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要再逃難，我們一家九口就按著機關的指示，入住在西湖畔的聖湖旅館無所事事。媽媽和舅媽還到市區買了鍋碗瓢盆，在窗台上的小小空間搭起了臨時廚房，煮菜做飯給我們這一大群小蘿蔔頭吃，艱苦克難至極。
可是，對於年輕的我們，卻不被亂世驚惶的氛圍給感染，只覺得來到了人間仙境。窗外望去，西湖、南屏山盡收眼底，是在老家不曾見過的奇景。難得不需要工作，也不希望讓孩子在恐懼中成長，舅舅整天帶著我們到湖邊、山上遊玩，彷彿國家的戰亂未曾發生過。即使多年後，我依然對那段流亡中最快樂的日子念念不忘，甚至在兩岸開放往來後，還特地到杭州故地重遊。不過，當年的聖湖旅館，已遍尋不著痕跡。
或許我們可以躲得過一時，當作一切都沒有發生，但國軍在華中戰場的全線潰敗，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機關連夜下令動身，我們舉家倉促整頓行囊，輾轉來到上海，且又待上了一段時間。
上海不愧是中國現代化的指標城市，地大人多。這時機關就有安排宿舍給職員入住，所有人都暫住在同一棟樓之中，一到用餐時間，全擠到地下室去，大鍋飯菜排開，如同軍營伙房。只見人人都眉頭深鎖，個個像驚弓之鳥，彷彿隨時就要起身逃難。這些公職人員，多來自外地，甚至有親人遠在北方。其中許多人選擇回鄉與家人團聚，不跟隨機關的領導移動，等同於辭職，自己的命運自己顧了。
上海的學校多，這下我逃不過去上學的命運了。重視教育的舅舅找到機會，把我送到一所當地的高中插班，盼望我不要中斷了課業。沒想到一踏進教室，老師在台上劈哩啪啦的都是上海話，聽了半天一字不懂，更別提學習了。而且我還驚奇地發現，上海的學生從小學就開始有英文課，程度比我好太多。上海話不通、英文也不行，我在上海的短短求學生涯，就在渾渾噩噩中度過。
與此同時，面對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徐蚌會戰全數失利的結果，外加財政崩盤，蔣介石黯然引退，由原副總統李宗仁接任，開始試圖與共產黨和談，要求國共雙方隔長江分治，但顯然為時已晚。就如同下象棋，等到自己的車、馬、炮都給對手屠戮殆盡，才想與對方提議和局，這可就把共產黨當作吃素的了。
雙方的北平和談顯然已破局，解放軍百萬兵力隨即發動渡江戰役，劍指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市。沒想到敵軍還未踏入城門，代總統李宗仁就藉故落跑到桂林，政府機要人員見狀，無不爭相搭機逃離南京，中央政府也緊急發布通告遷都廣州市，國軍頓時士氣潰散，兵敗如山倒。兩天之後，沒有激烈的抵抗，就讓解放軍輕易地入主南京，毛澤東甚至還在《新華社》撰寫新聞，宣告中華民國已然滅亡。
解放軍全面渡過長江、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在上海的我們一家人當然不能束手就擒，緊緊地跟隨機關的腳步來到廣州市。攤開中國的地圖，我們從最北的滿洲一路逃竄，現在幾乎已經到達國土的最南緣，總能夠安身立命了吧？
但戰爭這種事情，一向是牆倒眾人推。戰局勝敗大致底定之後，各地的國軍部隊開始出現大量的倒戈行為，將領率眾投奔解放軍的情形不勝枚舉。轉眼間，共產黨就進逼廣州，國民政府想再次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已經落空，機關單位似乎也走投無路了。這時舅舅眼前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可以選擇：跟隨其他政府官員轉往「下一個首都」重慶，或者搭上輪船、渡過險惡的「黑水溝」到台灣。
面臨這兩個選擇的舅舅想必很茫然，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應，因為身邊大多數的人，對於台灣的方位、環境、文化等等一無所知，只覺得依稀聽過這個地方而已。雖然知道即使逃到重慶，想必也是九死一生，但要下定決心，將全家人帶到一座海外小島，祈求能逃過解放軍毒手，也需要相當的勇氣。
於是舅舅先派我一位表哥搭船到台灣，幫我們一家人探探這座亞熱帶小島的虛實再說。在等待的過程中，解放軍依然一天比一天逼近，我們焦急萬分，直到好幾個禮拜過後，終於見到表哥的身影回到廣州，我們忙不迭地湊上去，齊聲問他台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只見他舉起一顆偌大的西瓜，直說：「這地方太好了啊！連冬天都有西瓜可以吃！」看到表哥對於台灣如此喜愛，舅舅終於下定決心告別故土，領著一家九口前往港口。我們這一家，可以說是被那顆西瓜給引進台灣的。
一九四九年的廣州港口，擠滿了等待逃往台灣的難民，成千上萬人徹夜守候、一票難求。我們因為舅舅身分的關係，非常幸運可以拿到船票。登船的時候，放眼望去港邊滿是難民，呼喊之聲不絕於耳。據說也有許多父母送了子女上船，自己卻因為沒有船票，只能留在廣州的慘況。一轉瞬、一瞥眼盡是天人永隔，一幕幕人間悲劇，我自己都不忍直視。
鳴笛聲響起，海岸在我的視線中漸漸縮小，直到再也聽不見岸上的悲號，而身後大約一千公里遠的地方，未來的家鄉正等待著我。這一年我正好十八歲。
